文本与视觉：影像化描写的直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消费文化正逐渐成为全球主导性文化，我国文化也迅速卷入到全球消费文化的浪潮中，过之而不及的强行撞入并左右了现实，导致电影电视等影像化的作品强势挤压着非视觉领域的空间。
如果说万玛才旦曾经像写小说一样拍电影，看完小说集后，你可以说他像拍电影一样写小说。假如你读过万玛才旦的电影剧本，恐怕感受会更深。的确，万玛才旦的小说风格也许与他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有关，虽然没有大量运用蒙太奇、平行剪辑、场景快速变化、特写等电影手段，但影像性依然十分明显。其实，我国著名作家张爱玲、严歌苓的小说都擅长影像化叙事，特别是严歌苓运用蒙太奇式画面叙事已成为一种自觉。万玛才旦小说故事，许多都具有成像的想象与直观。《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与刻石老人的故事就打破了时空限制，通过梦境与现实来回切换，具有强烈的蒙太奇效果。《乌金的牙齿》中，我也是经常从现实“闪回”，温情地回到我与乌金在小学学习数学的历史，回忆乌金成为活佛后，我在父母遵从教义的要求下给乌金“下跪”的故事，这些叙事方式都运用了电影的剪辑与蒙太奇的手法。不仅如此，万玛才旦的许多小说的文字都具有画面感，不少描写如电影导演、理论家普多夫金所说“从外形上表现出来，成为造型的形象”。比如，在《塔洛》中，一开始就写“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小辫子在他后脑勺晃来晃去，很扎眼。”这段“特写”，你读到此，大脑里立即就会出现一个“小辫子”的形象。当你进入到小说中，对人物的性格与环境有所了解，以对话体为主的叙事影像性则更为突出。在万玛才旦的许多小说中，都有对现场人物反映与表情的准确描写，比如，“尼玛这样说的时候，达娃还是‘呵呵’的笑着”（《死亡的颜色》）。在《塔洛》中：“ 桑姆的脸上浮出一丝坏笑，说：‘你还记得什么？’洛桑看出了老婆脸上坏笑的意思，他脸上也浮出了同样的坏笑，一口喝完碗里的羊肉汤说：‘你就别问了，我都记得，什么都记得。’”
影像化实质就是视觉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对以上这种文本甚至都不用再进行创作，完全可以“拿来”照着拍摄。影像化的书写并非指用小说代替剧本，也不是指用文字替换画面，主要是指这种文字和语言容易激发人的想象，在脑海或者眼前会形成一个清楚明显的形象。诸如《午后》开篇：“少年昂本一觉醒来，推开窗户，看着外面说：‘今晚的月光真好啊！’”
多么清楚的画面感啊！虽然小说和影视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这样的描写在万玛才旦小说中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在文字中渗透影像，并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消解了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既可调动读者的感官，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又会对内心形成多重冲击。我们看到，作者小说人物的幽默化气质，就更加适合影像化的叙述。阎连科说“他更喜欢用一种幽默的笔调写藏族人的生活，写他们的欢乐和忧愁”，这是中肯的。万玛才旦的确喜欢用冷静、幽默的手法来书写藏族人民的幽默与乐观，他清楚如何处理这样的细节和运用语言。《塔洛》中的塔洛就是一个充满幽默、有点木讷而却不自知的人，他只是原生态的呈现。他与警察的众多对话、精准地背诵《为人民服务》、理发馆理发的“干洗”、照身份证“大头照”等细节，既轻松又好笑，从语言到行为都充满了喜感，这些幽默感具有画质般的真实，渗透了剧本的基因，使读者很容易产生视觉的想象与体验。为什么万玛才旦在小说中“卸载”各种修辞，简约语言，是否这样朴实简洁的文风与藏族文化精神相契合？在我看来，万玛才旦的视域中，或许对藏族世界而言，真是生活如小说，小说如电影，电影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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