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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阅读 汉弩机:冷兵器时代的远程步枪

来源:西海都市报   作者:郭晓芸 麦文笛   时间:2015-07-13 08:47   编辑: 刘海钧   

    弩机在公元前就已成为我国军事对抗中的重要武器。上世纪70年代,我省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中集中出土的汉代铜弩机,不仅是汉铜弩机的典型器,见证了其在我国军事武器史上的地位,同时通过它,我们也可以一窥汉时青海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7月8日,在青海省博物馆,记者见到了这件铜弩机。它体积不大,机身布满铜锈,铜锈斑驳处依稀可见一些青铜色泽。机身上有钩牙,下有长柄悬刀,外部铆合有廓,廓顶面有箭槽。

 

    34件铜弩机出土大通上孙家寨

 

    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乔虹介绍,在青海省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铜弩机1973年出土于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考古人员分别从13座墓中清理出土了34件铜弩机。由于锈蚀严重,加之墓葬大多被盗,只有一件铜弩机是完整成套的,郭、牙、悬刀、钩心、键俱全。其他各墓出土的都是弩机构件,有的只有牙、郭,有的只有钩心、键,或者只有键。”

 

    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考古报告《上孙家寨汉晋墓》中记载,M115中出土的6个构件体积较小,悬刀长2.5厘米,牙长2.3厘米,钩心长2.6厘米,是作为明器陪葬的;其他的都是实用器,其中只有乙M8中出土的铜弩机是完整的,郭长12.8厘米。

 

    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展厅内,还用详细的图示介绍了弩机的构件,包括外框部分的“郭”,钩住和放开弓弦的“牙”,作为扳机的“悬刀”及瞄准的“望山”。

 

    曾经在青海考古多年的中国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赵信先生介绍,战国弩机多发现在湖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地,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中出土的铜弩机,其冶炼科技含量不亚于省外弩机的水平。

 

    代表汉弩最高工艺水平

 

    资料显示,弩机是弩上最重要的青铜组件。出现于战国,盛行于秦汉,是古代远射兵器中最早的青铜机械装置。弩发明后,不断得到改进,主要体现在弓力的不断加强和弩机的改进上,使得射出的箭更准确,更具穿透力。

 

    青海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历史学家崔永红先生介绍,先秦的弩机,牙、牛、悬刀由栓塞直接装在弩臂的机槽内,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西汉以后,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的郭。弩机的各种机件,用栓塞按一定组合关系装入郭内,再把郭装在弩臂的机槽内,这样便可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因此,在汉代,青铜弩机最为成熟,机械化水平也最高。大通出土的这件青铜弩机,正是在西汉以后大量投入使用的、比先秦更为先进的青铜弩机。他说:“汉代已经有钢,大通发现的弩机,虽然质地为铜,其实是用合金制作而成。合成的金属比铜更坚硬,能够爆发出更大的威力,可见当时大批量制造铜弩机的技术已经是炉火纯青。”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这些铜弩机不具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对它们进行确切的断代,困难重重。但是,考古人员仍然根据M115等墓葬中伴出的文物,进行了初步断代。“如出土明器铜弩机的M115中,同时出土了Ⅱ式四乳四螭镜,这种铜镜从汉武帝时期一直沿用到东汉前期;综合其中出土的一部分五铢钱制作不规整、字迹不清,斜错范,加之所出陶器皆为王莽前后的典型器,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墓的年代在西汉末年至王莽时期。”乔虹介绍。

 

    虽然目前尚未对这些铜弩机的成分展开科学的测定,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的李秀辉、韩汝玢在考古结束后,对这些汉墓群中出土的金属器物取样分析。其中对出土铜弩机的乙M8中同时出土的铜刀残端刃部取样分析后,得出了科学的分析结果:铅锡青铜铸造,成分范围为铜占38.62%至63.22%,锡7.59%至33.69%,铜6.47%至45.19%。“这样的测定结果表明,当时的青铜冶炼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能够精确地掌握各种金属间的配比,那么在战争中大批量地使用青铜弩机,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崔永红说。

 

    两千年前的河湟战事

 

    在M115中不仅出土了铜弩机明器、车马器等,并伴出了令人震惊的汉代兵书木简,考古人员还清理出了篆有“马良私印”四字的印章,这些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文物不仅证明了这座墓主人是汉人,并且是这个时期这一地区的军事首领。这样的发现,令考古学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些文物能够印证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风云激荡的往事?

 

    史料记载,汉宣帝神爵二年,赵充国曾在大通实施屯田政策,此时羌人纷纷联盟,与汉为敌,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曾经战事频繁。东汉政权建立后,用武力恢复了西汉时对这一带的控制。根据《上孙家寨汉晋墓》记载,上孙家寨发掘的汉晋时期墓葬有182座之多,其时间跨度从西汉昭宣时期到西晋初年,约350年。这与西汉王朝在湟中一带开疆拓土,实行郡县制度的历史记载是吻合的。

 

    崔永红先生介绍,自西汉以来迄今两千余年,发生在今青海地区的战事频繁激烈,其中不少战争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演变产生过重大影响。“西汉时期,羌汉之间常发生战争,著名的有李息、徐自为和赵充国平羌之战,这两次战役之后在青海东部农业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体系;新莽和东汉时期,羌汉之间战争更多,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百余年间,更是战事频仍,结果是羌人势力日趋衰微,东汉王朝也因此大伤元气,河湟地区是‘羌戎故地’,作为五次羌人大起义的古战场,必然会遗留下与战争相关的文物。”他说。

 

    多元文化交融的佐证

 

    大通铜弩机的出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远古骑兵手持“强弩长戟”英勇作战的生动画面。但是,汉军和羌人使用的兵器有哪些,在历史上并未留下明确的记载。

 

    崔永红先生认为,根据对全国同期资料的研究可知,他们使用的远射兵器应当为青铜弩机,“西汉时两次派精锐之师进讨青海羌人,将士所用的应是当时最为先进和流行的兵器。而东汉晚期羌人对汉朝的数次主动进攻,也可能是以相当的武器装备来对抗汉朝先进的兵器。那么,代表当时进攻武器最高水平的青铜弩机,是最适合的选择。”

 

    崔永红先生说,大通铜弩机的出土,年代跨度大,一方面能够再现两汉时期的频繁战事,另一方面,也能够说明当时青海已纳入中原封建王朝郡县制度的体系之中。他说,“大通历来就是军事重地,频频出土两汉时期的文物,也证明了大通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赵信先生介绍,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除了大通上孙家寨,考古人员还在互助、西宁、平安等地发现铜弩机,不仅说明了当时战事频繁,促使中原王朝通过提高武力装备来有效地杀伤对方;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青海地区,这些与战争有关的文物如铜镞、铜刀等多次大量出土,加之多种中原墓葬形制等也证明了青海是多种文化交融之地,它们应当都是研究青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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