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集邮传奇”
屈指算来，我集邮已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了。仔细想想，仿佛还有点“传奇”色彩。
我爱上集邮，和老曾有关。老曾全名叫曾玉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人，1975年时，他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邮局的投递员。
与老曾相识，缘于我的工作。
我1972年参军，当的是铁道兵。起初的工作是在隧道里刨石渣，推斗车，支排架，属于比较繁重的体力活。1974年初，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拿起笔作刀枪”，满腔怒火“批林批孔”的时候，连队指导员把我作为战士理论骨干，带到团里参加了一个理论培训班。在这个班上我发了一回言，鬼使神差地又被通信股的股长发现并看中，不久就被调到位于沙沟的团部，当起了收发员。
收发员，就是负责接收发送全团报纸、信件的战士，名义上，“职务”与基层连队的班长相当。
就因为当上了收发员，我和集邮结下了不解之缘。
襄渝铁路修通之后，全师官兵又“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满怀豪情斗志昂扬”地奔上了青海高原，开始了“雪域天路”的修建。1974年初，我所在的铁四十七团到达天峻县，主要任务是打通海拔3700多米、全长4000多米的关角隧道。这隧道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团部设在天峻县城，收发室随团部，自然也在县城。由于干的是收发报纸信件的工作，所以和县邮局打的交道最多，尤其和几位邮递员非常熟悉。最熟的就是老曾。老曾很善良，也很热情，不但帮我从牧民手中买过羊皮，而且还常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他不仅健谈，而且谈话也很有“文化”水平。一件很偶然的小事，他让我爱上了集邮。
那是1975年的一天，他把报纸、信件和我交接完毕之后，说是今天所有投递任务都已完成，就顺势在我房间的椅子上坐下了。我很喜欢和他交谈，就给他倒了杯开水，然后便一边分捡信件一边和他聊天。突然，他指着我的脚下喊道：“小韩，这张邮票你要不要？”那表情，惊讶、欣喜，同时还充满了神往，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看到了脚旁的一枚邮票。邮票画面上，正中间是一个身着蒙古族服装的青年妇女，她牵着一匹白马，两旁各有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正亲切地向她微笑。我知道这是新近刚发行的邮票《乡村女老师》中的一张，面值8分。
那年月，部队官兵和亲友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信，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平信。人多信多，几乎每次都是一麻袋。信件在袋子里互相摩擦，往往就有粘贴不牢的邮票被“挤”得掉了下来。我把信件倒在地上分捡，每次分完，地面上总会落下些脱离了信封的邮票，少则一两枚，多则三五枚甚至七八枚。收信的战友最关心的是信封里头的内容，对信封外的邮票则很少有人留意。我原本也和他们一样，对那些邮票毫无兴趣。只要信能到达战友手中，没有邮票有什么要紧？在我眼里，那些掉下来的邮票和撕碎的废纸没什么两样，厕所旁边的垃圾堆一直是它们最后的归宿，所以就随口说道：“我不要。”
老曾立即弯腰捡起了那枚邮票，脸上居然布满了欢喜的颜色。
我对他的行为和表情十分不解，就问：“这旧邮票还有用吗？”
老曾没回答我的问题却反过来问我：“你不集邮吗？”
“集邮？”这两个非常陌生的字眼弄得我满头雾水，我问，“什么是集邮？”
老曾似乎明白了我在这方面完全是一张白纸，于是笑着给我解释：“集邮，简单说就是收集邮票。把零散的邮票或者其他邮品收集起来。”
我依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收集这些有什么用呢？”
老曾想了想说：“大道理我给你也说不来。明天，我把我的集邮本拿来给你看看，也许你就明白了。”
第二天，他果然拿来了两个很精致的绸面大本子，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来看看我的集邮本吧。”
他刚小心翼翼地打开本子，我的目光立即就被拉直了，仿佛看见了一幅奇异的图画。那些平时在我眼里普通之极的邮票，在他的本子里竟放射出了那样令人惊叹的光彩———那些小小的带着齿牙的彩色方块纸片，既平整又光洁地粘贴在白净的纸面上，仿佛受过训练的队伍似的，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不同的行列。那行列有的长，有的短，但汇集到一个页面上，宛然几支将要参加大型联欢会的舞蹈队在同一场地上待命，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自成姿态，各有意趣。
老曾轻轻地一页页地翻着，一行行地给我解释：“这是1962年发行的一套‘纪’字头的邮票，内容是‘梅兰芳舞台艺术’，你看，这一枚是他演《抗金兵》的画面，这一枚是他演《宇宙锋》的画面；这是1965年发行的一套‘特’字头的邮票，内容表现的是少年儿童体育运动，一套共八枚。这是一套……”
他如数家珍一般向我展示着他的收藏，我则看得如痴如醉，听得似傻似呆。天哪！原来这集邮竟是这么神奇有趣，竟有如此美妙的风光景致啊！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不仅是一座座微缩的艺术花园，而且也是一套套浓缩的历史丛书啊！观览这些邮票，不仅能任意游览色彩斑斓的艺术花园，而且也能随时步入悠长的历史隧道，去参加“开国一周年”、“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去会见“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和“石油铁人王进喜”……
从此，我爱上了集邮，并开始了集邮的行动。我是收发员，身在收发室，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每次从信封上“自动”掉下来的邮票，我再也不往垃圾堆里扫了，而是全部装进了一个备用信封。同时，我采用 “三个面向”的方式，开始主动搜集。
一是“面向机关，当面求索”。往机关各个办公室送报送信时，若发现了自己尚未收集到的“新”票，我就直截了当地向收信人询问是否保存邮票，如果对方没有保存的意向，我就等着他把信拆开后，用自带的小剪刀从信封上把邮票剪下来。让我欣喜的是，绝大多数同志都非常慷慨，我要哪一张，他们就让我剪哪一张。我早期所集的邮票，几乎有一半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来的。
二是“面向基层，电话请留”。当然，“请留”的对象主要是我一个公社的同乡战友。原先，每当在收发室看到同乡战友的信件时，我常常“以公徇私”———利用收发室的“专用电话”早早地向他们报告。虽然当时并无“烽火连三月”的战争，但对于身在高原远离亲人的战士来说，哪怕是半张纸的一封平信，也有着“家书抵万金”的价值。能早几个小时得到“有家信来”的消息，心里就会早几个小时得到温暖的安慰。自打懂得集邮的意义后， 在向战友报告消息时，就会加一句“你信封上的邮票还要不要”的询问。乡友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回答：“不要。”这时我就提出要求：“那你就把信封和邮票都留着，别扔，也别弄脏弄破了，过些日子我找你去拿。”尽管有的战友为了让我少受麻烦曾多次说过“你要觉得有用就直接从信封上撕下来”的话，然而我却很少那样做。一来，直接从信封上撕很容易把邮票撕烂，二来，我也不愿战友看见被撕的痕迹心头不愉快，所以基本都是采用“电话请留”的办法。这种途径收集到的邮票，为数也不算少。
第三就是“面向邮友，互相交换”。在天峻县时，主要是和老曾交换。他手头有不少富余邮票，多是建国初和“文化大革命”前的老邮票， 而在新邮票的收集方面，他却没有我的“成果”多。他虽在邮局工作也很爱集邮，却从不随便撕扯别人邮件上的邮票，这种职业道德很让我感动。我之所以要当面向战友索求而不擅自利用“特权”强行撕取，和老曾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部队考进了青海师范学院。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王宏伟（现为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也是一位集邮爱好者，且“集龄”比我长，“集品”也比我的多。不过老话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我总量远不及他的“库藏”中，也有他所没有的“稀罕物儿”，于是我们在互相鉴赏邮册时也交换各自的富余，自然邮册储量就又丰富了不少。
在西宁，我第一次买到了专用的集邮册，集邮生涯算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本人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我也逐渐改变了“四处求索”的集邮模式，开始从邮局订购邮票年册，实现了从“土八路”向“正规军”的飞跃，一年买一本，每本都是新票，二十余年来从未中断。
不过说实在话，虽然后来集邮的“档次”提高了，但我从中感受到的乐趣却少了许多。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把集邮变成了一种拜金色彩非常浓烈的商业行为，特别是某些邮局把卖集邮册作为“任务”向员工硬性摊派，实在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爱上集邮，是因为觉得这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除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外，还能为自己的工作提供帮助（比如讲课讲到“中国古代服饰”这一知识点时，我把1980年发行的那套J58邮票拿到课堂让学生浏览，就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从来没想通过集邮去发财，所以当有人知道我集邮而想要买我的收藏时，我一概都拒绝了。将来我的后辈会不会用我之所集来换钱，我无法预知也无法掌控，但起码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不会那样做。我只想在检阅我的集邮成果时，欣赏绮丽的艺术，追忆逝去的历史，回味寻觅的乐趣，思考多彩的人生。
上边说的，算是我的“集邮传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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