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魁小说的地域故事与草根情怀
陈元魁是本土文化自觉的挖掘者和表现者，他的“风流河湟”系列是上世纪80年代青海文学所倡导“河湟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与其他河湟文学作家倾力于乡土生活的书写有所不同，陈元魁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以河湟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西宁为中心，辐射乡村，构成了一个更为开阔的空间界域，使河湟以一个更为立体、饱满的样貌出现在文学的书写中。
“风流河湟”系列之《麒麟河》与《民生街》，陈元魁浓墨重彩地描摹了以西宁为中心的河湟风情图，创造性地勾勒了“文学西宁”的形象。西宁作为城市浮出历史的地表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建安年间设立的西平郡，正式命名为“西宁”则是在北宋崇宁三年，“西宁”作为戍边要塞的功能一直延续了近两千年。然而历史上少有文字描述作为城市的“西宁”的样貌，偶有文人笔记涉及，但也失之简陋，如历史上惟一的一篇专门记载西宁城景观的南宋文人李远所撰的《青唐录》，也不过只是“城枕湟水之南，广二十里，旁开八门，中有隔城”之类涉及舆地的粗略描述。至1929年，青海正式建省，作为省府的西宁迎来了更多的旅行者，他们以西宁为中心调研青海的政治、经济、教育状况，撰写了为数甚夥的考察报告，但对西宁的城市文化性格的分析则较少涉及。从文学写作的角度而言，渗透着西宁城市体验的，将西宁城作为一个独立的表现对象的地域文学创作几近空白。可以说，作为农耕文明收束地的重镇，作为河湟文化形态代表的、有着悠久历史的西宁古城，作为一个地域形象的存在始终被排除于文学表现的视野之外，其文化性格始终未能用文学的方式得以呈现。
陈元魁则填补了这一空白。《麒麟河》唤起了人们对经过了城区改造和钢筋混凝土挤压下，逐渐消失的那个属于过去岁月的西宁古城的记忆。通过西宁人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弦曲娱乐、世态人情的娓娓铺陈，用文字复原了建国前后四十年西宁古城的旧貌，这不仅具有怀旧的价值，更有作为城市文化地图的价值。小说借人物的活动，描述了老西宁城墙、街道、店铺、不少公共活动场所和休闲娱乐场所，这些地点、场所的名称在今天或已有了新的称谓或只存一个地名，但在陈元魁的笔下，这一切名物重新获得了生命，在泛黄的记忆册页中逐渐生动鲜活起来。参照相关历史文献，可以印证《麒麟河》关于老西宁城的描述是颇为精准的。如果说《麒麟河》是复活了一个已然在现实中消失的西宁，《民生街》则以进行时态描述经济高度发展，城市极度扩张所呈现出的充满了躁动和喧嚣却又不失活力的新世纪西宁的城市景观，这个高原内陆城市高楼林立、店铺鳞次栉比，膨胀的人口在大街小巷摩肩擦踵，在“现代性”强有力的冲击下，城市的个性开始模糊，呈现出与当下所有中国都会相似的面目。将两部作品串联起来看，就构成了西宁大半个世纪城市形态衍变的形象化历史。
相比对城市格局形态的临摹，对于“文学西宁”形象更为重要的塑造则是对其城市性格的描述。所谓城市性格，就是在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世代累积而成的一种氛围和气质，这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与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态度密切结合并由人的操守和日常行状体现的一种精神取向。西宁长期处在中国文明版图的边缘地带，长期处在游牧民族和中央政权征战的夹缝之中，加之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在建国以前并没有发育成为人口密度大，功能完备的都市形态，《麒麟河》描述的老西宁，实际上是一个“前都市”的状态，大体上充任着农产品集散地的角色，与乡村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西宁有比较明显的乡土色彩，带上了乡土社会影响下的仁义、憨直、保守的特点。《麒麟河》中老一代西宁人的行为方式便渗透了这一精神品格。他们拒绝利益交换，只以德行约束行为，东方德与街坊的关系更像是相帮相助的乡邻之间的交往，经常以德报怨；于天明的父亲感于东方德的父亲在危难之下的慷慨解囊，立字据表示来日当涌泉相报，东方家却从来没有想到索取，字据只是成为两家永世修好的证据。而遵从习俗也使他们显得封闭保守:永远与人为善的东方德、丁芳两口却坚决阻挠解放军班长解来宁与大女儿勤伶相恋，先是担心“身袖”，又认为解是“下边人”，又不满他率直的求婚方式，最终趁解出差，将勤伶草草嫁人了事，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阻隔他们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城市性格不是凝固不变的。建国后，来自天南地北的开发建设者和移民的大量涌入西宁，包容、融合使西宁的城市性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民生街》所描写的新世纪的西宁深切感受到了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风潮，潘多拉的盒子开启之后，欲望的实现成为生活的主题，旧有的价值观念分崩离析，而新的能给予人们心灵支持的信念尚未建立，人们的精神呈碎片化的状态在物质化的空气中随风飘荡。小说中保留了老西宁人品质的田成功一直努力维护着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家庭秩序，但兄弟之间的芥蒂和子侄们常常逸出常规的行为，让他时时茫然失措，慨叹世风日下。他的猝死，某种意义上就是传统品质终结的象征。而年轻一代则在焦灼挣扎中努力走出习俗、因袭的泥淖，然而，如何在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的人间把握自我，而不随波逐流，依然是一个难以破解的魔咒。陈元魁显然对传统品质的流逝扼腕叹息，虽然他知道城市性格在发展嬗变中都有一个扬弃过程，他不能释然的是社会的发展为何以牺牲美德作为代价。他创作《民生街》就是要解决这一困惑自己的问题，并对真实的人性进行拷问，但最终并没有获得答案，他把问题留给了读者，留给了正在经历阵痛的现实。
“风流河湟”系列的地域文化特征还表现在对本土民俗事象的描绘上。出生于平民家庭的陈元魁，幼年最奢侈的娱乐莫过于跟随父亲听街头艺人演唱评弦，这可以算是他最早的艺术启蒙了，因此，培植了他对河湟民间曲艺的热爱，进而他对所有与生长于斯的民众的精神生活风情民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作为河湟土著，那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风俗、习惯、知识也是烂熟于心，这一切为他游刃有余地将这些民间文化元素自然贴切地植入创作之中奠定了基础，而民俗风情的描述事实上成为了“风流河湟”系列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麒麟河》中对旧时西宁人所遵循恪守的一系列风俗不避细琐，娓娓道来，浓郁的地方文化情致氤氲于字里行间。那为新生婴儿“洗三”的规程、那嫁女儿“添箱”的习惯，盲艺人辣子姐的河州贤孝的风趣诙谐，过年玩牌钱的热闹，用麻雀屎拌猪油制作擦手油，以及婚丧嫁娶的礼仪，这一切使得小说文本闪烁着既朴素又瑰丽的民俗文化的色泽。《民生街》同样涉及了一些民俗描写，只不过这已是在新时期变异的风俗，比如清明上坟祭奠祖先，从坟头滚下馒头；比如母亲去世，阿舅来“说话”，参与者均故作姿态，敷衍了事，不再具有仪式的庄重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俗活动的土壤一旦被破坏，也就丧失了生长的可能性。《花儿是心上的油》中流传于河湟地区的民歌“花儿”则成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小说人物的命运波折都与花儿结下了不解之缘。花儿是响彻在河湟山野田间浪漫的精灵，在或高亢或低沉的即兴漫唱中，传达了挣扎在贫瘠土地上的民众坚韧的生命意志和真挚丰富的情愫，小说中香娃学唱花儿的经历就是他的精神不断丰盈成长的过程，伴随香娃的行踪，读者领略了河湟地区多个“花儿会”，在类似嘉年华式的民间狂欢的民俗场景中，将河湟民众摆脱现实羁绊的自由精神推向了极致，并使小说的主旨与花儿的展演紧紧啮合在一起。
“风流河湟”系列建立了一个民间叙事的视野，渗透着浓重的草根意识。在陈元魁看来，小人物因人数众多而成为社会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却不能主宰生活，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而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它往往钟情于风云际会的大事件和处于风口浪尖的大人物，忽视权贵、英雄、话语掌控者之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的情感、生存愿望被漠视。同样出生于平民阶层的陈元魁对此感同身受。因此，出于责任，他始终把关注的目光盯在与自己的情感世界休戚相关的人群，他是要为底层颠踬沉浮的草根人物立传，书写他们的心灵历史，他要为草根人物立言，发出民间的声音。
陈元魁重视个人命运与社会的联系，重视家庭生活和时代的共振关系，但并不因此试图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史衍化为可“补正史之阙”的“稗官”。他拒绝使用主流话语讲述草根人物的故事，同时拒绝用启蒙眼光俯瞰民众的生活，他似乎对任何宏大叙事都有一种天然警惕，他自觉选择了民间的视角，用平视的方式凝视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的生活情状和命运，以对草根民众的生存伦理的理解与同情彰显民间立场。《麒麟河》中，描写了一群像草芥一般漂浮的小人物，跌宕起伏的戏剧化人生与他们无涉，平淡无奇才是生活的常态，他们的欢乐与忧伤莫不与衣食住行、儿女婚姻、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温饱、健康、安稳就是他们生活的最高目标，看似庸常、卑微的人生理想却更接近生活的本质、更具有人性的力量。陈元魁笔下，经常会有“民”与“官”疏离的描写，在《麒麟河》中，作家用不多的笔墨刻画了几位沉浮于宦海的体制中人，书法家柴文章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成为新政权的副市长，解放军班长解来宁一路飙升成为本地高官。有意思的是，当他们尚未获得令人尊崇地位的时候，东方德与他们的交往是从容自如的，而一旦他们身份改变，东方德便主动与他们疏远。小说的结尾处，东方德之子东方灵，见平民之子李海峰因一张张大千的手迹与省委副书记解来宁之子解涛发生争执而身陷牢狱，表现出的对官家子弟的鄙夷，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民”对“官”的拒绝。在《民生街》中，一面是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以利用的弱势人群谋生存求发展的艰辛，另一面却是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腐败、工商管理者的跋扈、警官的急功近利、法官的官僚，“官”与“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作者情感的天平自然向草根倾斜，隐约透露出作者立足民间立场，呼唤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
在民间叙事视野里，陈元魁看到了那些生活窘迫到极点却依然维护着人格尊严的草根的精神魅力。《麒麟河》中东方德原本家道殷实，后因母亲吸食鸦片、自己做政府小职员收入微薄，家道开始中落，但依然不愁温饱，最后让他一家彻底沦入城市贫民阶层的直接原因，是他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无法容忍同事间相互揭发的“闲气”辞去了公职，自动离职使他成了体制之外的无业游民，家庭生活也因此陷入困顿，但他也因此保全了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自由。《花儿是心上的油》中的刘香虽然被丈夫误解，生活跌跌撞撞，但却始终没有丧失对于爱，对于花儿所传递的浪漫诗意的期待与向往，文化人游歌又唤起她对文明的向往，于是即便失明她也用刺绣寄托美好的愿望。这是一些长期被主流社会漠视的人，陈元魁却对他们倾情关注，发现并表现着他们丰富的心灵世界，体现了鲜明的草根情怀。
陈元魁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感受到了本土文化的精魂，发现了与自己的文学立场、文化观念相契的文学地域空间，并且在对社会底层凡人琐事及其生存状态始终如一的关注下，确立了自己写作的意义。他将自己的生命根须深深扎入河湟土地，不离不弃，用文学的名义与形式表达着对于家园和精神故居的赤诚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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