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的力量和深度
——读《朗读者》有感
此前不知有小说《朗读者》，也不知道作家本哈德·施林克。德国作家阅后说：“我把它一夜读完”。与之相反，好看耐读的书我总要慢慢地读，如品味精美的菜肴，做的是精神上的咀嚼。
《朗读者》全书十余万字，从写作规模上看它是个小长篇，从结构上看，它是由一条直线构成的简单故事，确实是本很“好读”的书。
和其他优秀文艺作品一样，《朗读者》绝不是在讲述一个简单的故事，它以饱满的故事张力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朗读者》可以说是一部与爱情有关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成长小说，更可以说是代表德国人对二战进行反思的小说，但我更愿认为它是捍卫人尊严的小说。一部好小说赋予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它的多重意义，它区别于“超女”运动，区别于坐在看台上的胡说八道。《朗读者》之于闹剧的不同，在于书写者用智慧和“庄重”无声地感动着阅读者。
十五岁的少年米歇尔·白格，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黄疸病发作，得到了三十六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施密茨的帮助，并在其护送下安全返家。就年龄差异而言，汉娜完全可以做少年白格的母亲，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肉体上的纠葛。小说以肉体接触开场，可描写全然不是肮脏的。每次欢愉前后，汉娜总要履行一个固定程式，要求“小家伙”白格给她朗读一段文学名著，并要给她的“小家伙”洗个澡。三十多岁成熟妇人的身体，对十五岁少年而言，其诱惑是致命的。正如纳波科夫在《洛丽塔》中的描述，一个中年男子对十二岁少女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恋，但这里的一切倒置相反。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关系或许不能称之为爱情。但两情相悦，彼此牵挂，有了诗意的存在，你却不能轻易否认这不是爱情。显然，这种比爱情更复杂的关系影响了少年的一生。少年不仅痴迷于汉娜的身体，对其身世同样充满好奇，但汉娜始终守口如瓶，要隐瞒一切，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应付十五岁的少年是游刃有余的。然而有一天汉娜突然失踪了，这个打击对少年是残酷的。少年就像一个嗜毒者，四处寻找他的情人。最后从电车公司得到的惟一线索是，准备提升汉娜做电车驾驶员时，她辞职离开了。
作为生命，少年的成长没有什么可以剥夺：从不习惯汉娜的失踪到适应没有汉娜的生活，白格的成长有欢乐、有烦恼、有爱情，甚至有家庭和一个女儿。白格的生活看似正常平静，但这一切，包括他对职业和专业的选择、与妻子的离异等等，均与汉娜有关。大学即将毕业之际，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白格的学习小组参加了对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看守的审判。在法庭上白格意外发现了汉娜，汉娜竟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女看守。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时刻……那时，整个德国都处在二战的反思中。有了这个背景，白格与汉娜的关系就构成了一种隐喻。
法庭提供的资料显示，二战前汉娜曾在西门子公司任职，在即将获得升任时，她竟毅然报名从军；二战结束后，汉娜不停地更换居所，其居住时间最长的是白格成长的地方，在那儿她呆了整整八年。之所以能够呆那么长时间，也许和白格有关，非不得已汉娜大概不会离开。庭审与我们在其他小说中所见如出一辙，法官、律师、陪审团，仅仅是为了履行审判程序。令白格大为不解的是，庭审中，其他看守都将自己的罪恶往汉娜身上推，其中包括一份书面报告指认为汉娜所写，那是一份决定量刑轻重非常关键的证据。汉娜曾为此竭力争辩，并对指控书中的供词提出诸多异议。当法官指出她已在供词上签了字时，汉娜哑然接受了所有指控。想起汉娜的种种异常行为，白格突然明白，汉娜是只字不识的文盲。于是我们恍然大悟，她谢绝西门子公司提升、拒绝做电车驾驶员、需要别人朗读、对指控全盘接受，完全是羞于承认自己是个文盲。为了捍卫这点可怜的尊严，汉娜不惜付出终身监禁的代价。白格完全可以告诉法官，汉娜是个文盲，以此减轻她的罪责，然而这却是汉娜的羞耻。白格请教父亲，哲学家的父亲对此一筹莫展，这大概算是哲学的尴尬吧。由此，白格又联想到许多同学均与为纳粹服务过的父母划清了界线，自己的父亲虽拒绝为纳粹服务，但却并未站出来反对纳粹。汉娜有罪，但父亲以及没有反抗纳粹的国民都有罪。
白格最终不忍揭汉娜的“短”，汉娜被判终身监禁。白格痛苦、矛盾，他定期录下自己朗读的声音寄给汉娜，汉娜因此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狱中，汉娜用录音对照原著学会了阅读和书写。十八年后汉娜获得特赦。在监狱长的请求下，出狱前的汉娜怀着“脱盲”的欣喜与白格首次相见，因白格矛盾复杂的心态，导致其行动十分微妙。也许正因如此，在出狱那天早晨汉娜自杀了。她没有给白格留下任何信息，以此拒绝白格对她的遗忘，她实现了白格永远在灵魂深处为其朗读的愿望。毫无疑问，白格将生活在这个故事的阴影下。汉娜的悲剧令人为之动容，也令人敬佩。如作者所言———人不因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汉娜是没有过高欲望的普通人，尽管她有过罪恶。但她懂得羞耻，懂得羞耻的人是有希望的，懂得羞耻的人可以得到人类的谅解。
爱情与责任、哲学与法律、良知与反思，作者通过这些内在的个人经验，讲一个直线故事，其内在经验与复杂现实的关系丰满着《朗读者》的内涵。
《朗读者》是德国人写的书，它感动了世界，被译成35种语言在世界传播。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犹太裔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他在谴责纳粹暴行的同时，拒绝煽扬集体悲情。辛格忠诚于他的民族，但却从不把犹太民族在二战期间的不幸，当作取之不尽的政治和道德资本。受过迫害的民族并不意味着获得美德，他的责任是用挑剔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民族。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举世震惊，这是整个日耳曼民族永远的伤痛，然而作家的立场是永远同情弱者。辛格和施林克的责任心与内省性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世界和文学因他们而精彩。相比之下，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尽管曾写过东南亚战区，日军靠吃人肉、喝尸水赖以生存的故事，据说故事的原型直接取材于石原慎太郎参战的亲身经历，石原慎太郎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健忘的人是不会有羞耻感的，因此注定了他的作品只能是一个单纯的故事，缺乏道德和人格的力量。这里似乎触及了“越民族越世界”这个不能称之为命题的命题。一个作家诞生于民族之中，却又超乎于种族之外，惟有这样才能彰显和丰满自己的民族。有良知的日本读者称《朗读者》是一本了不得的书，一个不得了的民族! 日文版《朗读者》的译者也说，这是一篇让日本人羞愧欲死的檄文。施林克作为法学专家、也是法官和作家，在推理小说方面颇有成就。但《朗读者》以区别于推理小说的艺术价值，以精妙奇巧的构思和虔诚的宗教情结，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文学魅力，其反思力量和深度使其他作家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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