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洋芋
离开村庄那年，我十一岁，比巷道口的土墙高半个头。
不知道从此就背井离乡，在童年的心里，没有对日子的担忧，几乎是雀跃着跟在父亲后面，沿一条没脚踝的雪路走出了沟脑。
过了几年，才明白我的第一次远行，其实是父亲摘掉“右派”帽子重获身份后，举家去更远的地方生活。印象中两辆胶皮大轱辘马车拉着全部家当———几床铺盖和一点儿日常生活用品，这是父母在农村苦了二十多年所有能带走的财产。家里还有一窖秋天才收的洋芋，带不走，被留下了。母亲舍不得，但也没办法，为此日后念叨了很长时间。
新家安在河西走廊中西端的一个小绿洲，镇子不大，周围戈壁滩空阔，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天吹到冬天。因为人口多，只有父亲一人是城市户口，白面供应得很少；一大家子的生计靠父亲一月七十多块钱的工资，没有闲钱买细面，苞谷面就成了家里的主粮。苞谷面涩口，刚从青海去，对陌生的食材，母亲不善在做法上变花样，看着我们不情愿地啃窝窝头，轻声叹气。那时年少，不解父母艰辛。
我在母亲的叹息中慢慢理解了她对那一窖洋芋的痛惜。拖着三寸金莲，春天在坡地上下种，又拖着三寸金莲，在霜降后把它们挖出来背回家里，那一颗颗洋芋就像她的一个个孩子。来年新面下来之前，全家的生活差不多要仰仗窖存的洋芋。一直到现在，我以为洋芋是我们长在土地上的另一个亲人。
到河西走廊后，那里的人把洋芋叫土豆，以前没听过，我没有弄清楚，好像他们说的是一个与我毫无相干的人。他们惊诧，见了洋芋指给我看，自己不免难堪，换了个名字，我竟然不知道一日三餐喂养我的“恩人”了。
但我不喜欢这个叫法，觉得生分，在情感上也没有那么亲近。离开沟脑的前十一年，老家的人都把这种养命的蛋蛋叫洋芋，听习惯了，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硬扯也扯不开。至于它的学名马铃薯，仿佛是陌路人，和我距离很远。尽管我明白，它们根本上就是同一个。
从能吃东西开始，洋芋从未离弃我。现在，经历过的很多已经模糊或遗忘了，有关洋芋的一些细节却记得很牢。我出生的村庄，是个山窝窝，放眼望去，群山连绵，没有尽头；按地理划分，属于黄土高原脑山地区，一年干旱少雨，基本靠天吃饭。高寒，雨少，又是黄土，洋芋长得欢实。我见过的洋芋，开两种花，一种紫色，一种白色，据说还有蓝色和淡红色的，但我没见过。洋芋的花花冠不大，花形简单，像一顶把柄面向天空张开的微型小伞，大约二十天左右花就凋落了。洋芋开花的时候，满山坡摇曳着紫色或白色的小铃铛，风吹过，丁零当啷的声音就从心里面响过去，似乎要把沉闷的日子摇走。那个季节，整个村子看上去很美，很安静。偶尔几声驴叫或狗叫，也打不碎山坳的寂寞。
洋芋花结果子，是绿色的那种，鸽子蛋大小。吃过几次，味道有些怪，马上就吐掉了。在甘肃第一次吃西红柿，想起幼年在老家吃的洋芋花的果实，滋味略微相似，但西红柿好吃。洋芋花开了，洋芋就在土里使劲长，把母亲们壅在根里的小土堆挣开了一条条细缝。它们没日没夜，争先恐后地长身子，最后长成了壮实的大个儿，把自己送到了人的嘴里，这才算安稳。天天早晨，五六十个烟囱吐出碗口粗的烟柱，村子里就弥漫着洋芋的清香，久久不散。这样的情景，延续到现在。
在我的老家，庄稼人一般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和中午饭合在一起，大多是焪洋芋；晚饭烧汤，切几个洋芋放进去当菜。母亲焪洋芋时，先把洗好的洋芋放进大铁锅里，再倒一点水，后把锅盖和锅口连接的一圈儿用抹布捂严实，防止跑汽。要是汽漏了，洋芋不容易熟，也不好吃。烧的是麦草，或者洋芋杆杆，不一会儿，厨房里青烟升腾，蒸汽从锅盖缝中冒出来，在锅台上方缠绕几个圈，便从天窗飘走了。等到洋芋的焦巴味儿溢开，再焖十几分钟，打开锅盖放放水汽，待雾气散尽，就见铁锅里一个个洋芋像盛开的牡丹，白嫩嫩的，张开笑脸。不顾灼烫，咬一口，满嘴糯甜，不啻人间美味。
中学一年级我在另外一个村子上学，早晨七点离家，走到学校得一个多小时。我的早饭和中午饭就是母亲做好的洋芋或者青稞面锅盔。记得到了冬天，母亲天不亮就起来，把洋芋埋进火炕灼烫的炕灰，等我七点上学，烧得焦黄的洋芋已经装在袋子里了。袋子是用白布做的，是农村办丧事用过的孝布，袋口缝了一根细细的白棉绳，轻轻一拽，口就撮紧了，提在手里很方便。天麻麻亮，和同学在山道上一边走，一边吃洋芋，香得很。那时候，正是不知愁不知忧的年纪，填饱肚子，把什么都忘了。
初一第二学期，离开青海去了河西走廊。那个地方的洋芋赶不上青海的，个头不大，吃起来也不绵糯，大概长在沙地、水浇多了的缘故。那时，离老家两千里，想念沟脑的洋芋，只能望一望青海的方向。一晃五六年，父母重回故里，又五六年我调回西宁，再五六年，双亲相继回归天国，偌大的人间，渐渐空了。从火炕里刨出的金黄金黄的洋芋，成了结痂的记忆。
尘世纷繁，生活继续，每一天世界都在变着样子。前几年和朋友野炊，七手八脚烧窑，洋芋熟了，吃到嘴里却没有以前的味道，兴致索然。几个人说，现在的洋芋变种了，模样大，但肉质僵硬。我说不上是不是这个原因，有些答案，已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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