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挖掘诗歌源头
《下午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诗歌样本。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55年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下午茶”对应的是全球化之后的中产阶级生活，而聂权身为一个中国本土诗人，却以诗歌的方式面对了人类的罪。当然，阿多诺后来承认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指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的黑暗与血腥。但我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构成了我们当下写作的一个人道主义背景，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消灭过贫困、不平等所造成的“野蛮”，诗歌作为文明的手段，此时在一个中国诗人手里变得滚烫而炽热。这是一首令人尊敬的诗，因为他写出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痛苦的代价。并且回答了这个时代的诗人何为？这个时代重要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这是一个失去方向感的时代……这个时代处于困境之中，面临着比我的一生所经历还要多的困惑，漫无目的地迎接未知的前路。”通过在非洲待过的诗人张二棍的叹息，把“人肉”的残酷与血腥再现，不得不让人对人类的黑暗而感到晕眩。聂权无疑是勇敢的，《下午茶》表面的中产阶级姿态下却是悲愤，人肉与下午茶并置于同一个时代，让中国诗歌在这个下午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哭叫。
聂权下手够狠的，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挖掘新的诗歌源头。当下的诗歌写作，如果不能确立个人的诗歌源头，基本上是在重复他人，写作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一个诗人的独立性与对诗歌的贡献，在于是否挖掘出诗歌新的源头。
在江西婺源县朱熹那个旧村子——源头古村召开的三月三诗会上，我略为粗略地讲了我的想法：重建中国诗歌启蒙精神，从南明士人的独立与坚守，他们的绝命诗、返乡诗中的悲伤与抵抗，他们的信仰与气度里，可以找到诗歌的一个历史源头，即在那个时代士人的生命体验里，还有《离骚》那样的经典诗歌源头（现在我看到了聂权的历史与当代经验所挖掘出的个人诗歌源头）我们必须从当下往回找，找到精神的源头，越过现代性困境，直面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重建中国诗歌新人文启蒙精神。
在纪念诗人卧夫离世一周年的诗歌朗诵会上，在北大诗歌研究院开园仪式与审美·思想·时代——当代中国新诗30年学术研讨会上，死亡与新生一同朝我们走来，新的诗歌研究机构开门，这是新的，而那天来的有欧阳江河、程光炜、王家新、西川、张清华、沈奇等人，他们前一天在石家庄参加程超先生骨灰入土仪式，他们的神情满是清晰的伤感，当天还是尼泊尔地震与珠峰雪崩，黄怒波长篇发言时谈及登山同仁的生死未明。生者情绪的伤感与这个感伤时代的文学是一致的。年初时我也是在北大诗歌研究院的这间会议室里开过《2014年中国诗歌排行榜》的发布会，当时我提出“重建中国诗歌启蒙精神”，要重建我们对生命与死亡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敬畏，对当代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与人文启蒙精神的敬畏。他们活生生的走了，我看到程超那一代诗人、诗歌批评家身上所具有的先锋精神与诗歌人文启蒙精神，以及卧夫这样的民间诗人将诗歌与死亡交织在一起的诗歌艺术精神。这构成了我们今天所难以面对的困境。
再读生于1979年的聂权的《下午茶》，一种更为具体的诗歌人文启蒙精神抓住了我。相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文启蒙，聂权这一代人的诗歌启蒙意识更为开阔，正如我所主张的那样：“把质疑与反思变成个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聂权沿着这样的路径贡献出了先锋与冒犯的诗歌文本，这是一个时代稀缺的诗歌样本。我认为，在雾霾时代，写诗是艰难的！聂权的《下午茶》与《崩溃》面对的是受辱的人、蒙昧的人，是我们共同面对的巨大的罪与耻，人类的罪与耻。
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挖掘诗歌的源头，从而找到属于个人的“元诗”。那天在北大的中国新诗30年学术研讨会上，欧阳江河谈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元诗”，王家新谈到关注这个时代幽暗的部分。我们的“元诗”是什么？我想可能是谭克修主张的“地方主义”诗歌源头，也可能是王家新所关注的时代幽暗的部分。
聂权的诗歌正是从历史与当代经验里建构个人的“元诗”样本，以及关注人类幽暗的“地方主义”精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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