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王峡抒怀

初春时节,家在黄河岸边的好友发来信息说,黄河流过的官亭盆地下了一场十几年不见的春雪!

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心情一下子亢奋起来了。春节期间,我是刻意翻阅了好几位专家关于母亲河——黄河的人文专著的。“悦读”之余,眼前时时浮现出黄河流过青海段时,劈山穿峡留下的一幅幅或壮美或妩媚或浩荡或隽永的大美图景。

我知道,这次直奔黄河岸边最好的观景地不是在龙羊峡,也不是在拉西瓦,而是在黄河流过河湟一带时最后的不舍之地:禹王峡。

我的心情是急切的,而川口到官亭黄河岸边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嗬!这就有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心情。

仅仅几十分钟的山地穿行,黄河就无比真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春雪覆盖的崇山峻岭之间,绿汪汪的黄河就这样犹如一位娴静的村姑,用笑盈盈地一池波纹迎接着我的到来。

雪落黄河静无声。从路边向西远眺,雪景中若隐若现的积石峡仿佛天门初开,把一汪冒着热气的黄河水掬捧给了官亭盆地。已经变成了狭长湖泊的黄河岸边,雪野里的村庄依然沉静在难得的静谧祥和里。水面上已经有几只野鸭子耐不住寂寞,频频在炊烟的倒影里翻上翻下,给平静的水面平添了几分生机和诗意。

我的双脚终于站在了禹王峡北岸,站在了离传说中大禹治水时劳作和生活的遗迹之处。

从陡峭的山崖向峡谷望去,激浪拍打、岁月侵蚀的两岸崖壁上布满了斑驳、层叠的岩石纹路,就像是巨斧劈砍的痕迹。传说那是当年大禹率领民众为疏通河道举斧劈山的印记——“斧痕崖”。

沿着山路走向峡谷高处,那里有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紧靠河岸悬崖,横卧着一块略呈方形的巨石,上面有一处勺子形状的凹坑,像是专供人们歇息的座椅——这就是有名的“禹王石”。据《河州志》记载:“青石高八尺,宽七尺,长一丈,大禹导河时常憩其上,坐痕至今犹存。”

俯下身子仔细抚摸这些形状奇异的石头,以及山崖边遗留下来的石窟、石臼,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可以推测,这些遗迹就是第四纪冰川留给西部高原的杰作。漫长的冰川运动与严寒、风蚀、雪崩、流水等各种应力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小积石山一带独有的冰川地貌景观。

当地朋友说,盛夏时候,如果下游水库放水了,黄河水位下降,禹王峡就会显出本来的面目:峡谷幽深,怪石嶙峋,惊涛拍岸,云蒸霞蔚;两岸的景色也会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而我固执地认为,黄河其实是在高天大荒中诞生的,甘青高原无尽的荒凉才是黄河的原色,也铸就了黄河的性格。从此以后,华夏部族就是在大荒中的黄河岸边诞生;由此而产生的远古神话传说,才成为人类社会凿穿蒙昧、走向文明的一道亮光。

站在禹王峡,我要仰天追问的话题有很多很多,但俯视穿峡而过的滔滔黄河,所有的问题都好像落在河水的漩涡里了,又好像刻在书页似的层层岩壁上了。

“洪泉极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其实,久远的疑问,从战国时屈原的《天问》就开始了!

于是,黄河与洪水,远古文明与河流生态,这样的命题,时时萦绕在一代又一代华夏民族的脑海里。

杨明先生在他的《极简黄河史》中,系统地梳理了从远古一路走来的黄河的变迁,其主题离不开远古洪荒、大禹治水。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左传》“寥寥数语,就把禹一生的功业传神地写出,却怎么也说不尽禹身先士卒、克己奉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风采;“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史记》也记载,禹把各方诸侯部落酋长们送来的青铜鼎铸成九个鼎,这也成为最早的国家的雏形。

大禹治水是与治国养民结合进行的。孔子曾颂扬禹治水的功德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禹,吾无间然矣。”就是说,我简直找不到禹的缺点,除了赞美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啊。(《论语·泰伯篇》)

就如人们看到洪水期的黄河犹如毒蛇猛兽,而风和日丽时的黄河则满眼美景一样,大禹时期,先民们在同洪水的斗争中,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有了史无前例的升华。他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界并不是想象中的充满敌意的邪恶之物,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存在。顺天应人的思想,也逐渐演变成远古时期朴素的生态观。自此以后,先民们开始认识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对大自然进行合理的改造。

《孟子·离娄下》中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这种观点经过不断升华,不但启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形态,也促成了后世天人合一的人文观念的形成,对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著名文化地理学家李零先生在《思想地图——中国地理的大视野》中说, “夏”就是“禹迹”,“禹迹”就是“夏”。只要是禹所走过的地方,都可以纳入这个概念。山西人,还有河南西部人,最自豪。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夏人”,主要是住在这一块。黄河闹灾,也经常在这一块。好像专门等着禹爷出世。但“夏”一出名,大家都来起哄,就乱了套。东边,河南东部人、河北南部人和山东人,即古代的“商人”,东夷和淮夷,还有后来的宋人和齐人,他们也都说,他们是住在“禹迹”。西边,陕西人和河湟一带的人,即古代的周人和秦人,也不甘落后,同样说,他们是住在“禹迹”。最后,就连南方人也来掺和。四川人说,禹生纽石。湖南人说,衡山上有禹爷留下的怪字——“岣嵝碑”。浙江人也说,禹爷葬在绍兴,现在还有“大禹陵”。这么多禹迹,搁一块儿,当然很大,简直和秦皇汉武游走过的地方差不多。好像六千多年前,我们真的已经有这么一大块地盘。大禹走过的地方,这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最早的“中国”概念。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面对洪荒和蒙昧,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所表现出来的果敢、智慧与壮怀,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局限,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母体而泽被后世,启迪当下。

其实,禹王峡周边的川道河谷里,依次分布着犹如繁星点点的远古文明。在湟水、洮河、大夏河的臂弯里,依偎着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卡约文化,这些远古文明的璀璨星光,与“禹迹”所涉及的神话传说交相辉映。

在不尽相同的史书记载中,大禹是传说中的神,是一个远古民族无限敬仰的精神象征;而站在禹王峡,极目远眺,看滔滔黄河逶迤东去,滋润着两岸的沃野良田,大禹的形象在我们的眼前变得真实起来,他是人,是一个造福于民的古代英雄。

不管是我们歌咏黄河,还是缅怀大禹;不管是我们抚今追昔,还是放眼未来,禹王峡,就是一处绝佳的精神遗迹。每一次风尘仆仆的凭吊和抒怀,都会使我们逐渐怠倦的思想,接受一次风吹浪打的洗礼,内心才会涌动天地清明的情怀……

责编:张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