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归来的若干感想

不久前王文泸先生赠我一本龙纹蓝绫面的宣纸线装书——《贵德楹联集》。古雅的书香气息自是惹人珍爱有加。更何况幸邀先睹之快,哪里还能按捺下未饮先醉的意态。

带着好感读罢此书。沉淀,反观,游想,生出如下涟漪般的感想。

第一、作为传统文学的一种古老样式,楹联仍能神气活现于现代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或问楹联何以老树发出新叶?窃以为一则是从国家层面将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政府到民间,从各种节庆活动到婚丧嫁娶,从馆榭楼台到各地新建的公园、广场、景亭、仿古建筑等等公共文化设施、旅游景点,少不了拿楹联来“点睛”“抖神”。缺失了楹联的庙殿、景亭、石阙、牌坊,形同没有了眉毛的眼睛,少了门牙的唇吻。形式整饬、音韵铿锵、意境或深远或优美的楹联,能起到雅化风物、郑重其事、诚敬其心、宣达祷祝的审美功能和心理纾解功能。楹联的根须很深,贾大山有一篇《写对子》的小说曾写到过去农村写春联的盛况,以此可证其在民间的生命力:“梦庄是个贫苦的地方,可是过年的时候,人们很爱贴对子,并且贴得很铺张:街门上贴,屋门上也贴,树身上贴个‘栽子’,影壁上贴个‘斗方’,猪圈的草棚上也要贴个‘黑猪满圈’,队里的大车上也要贴个‘日行千里’,贴得村里一片火红,十分好看。—遇到雪天,白雪红对子,更好看。”二则是从创作机制上来说,我们拥有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于1984年11月)这么一家由中国文联主管的全国性社会组织。据悉,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1000多个地、县、乡成立了楹联组织,形成了一支拥有百万名各级会员的楹联队伍(包括一大批楹联艺术家、楹联理论家、楹联书法家及楹联活动家)。更值得关注的是,原本应属于皓首穷经、年高望重者偏擅的技艺,如今已有一批年轻才俊与这些联坛耆宿颉颃上下。像这次征联活动的一等奖获得者郭彦波,不过是个80后,相信还有更年轻的后生(网络对联写手即属此类)。三则每年全国各地举办的征联活动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有规模不等的征联活动。四则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接续楹联文脉的文化自觉和写作兴头。

第二、贵德县文联在去年发起的以贵德为主题的楹联征集评选活动,其社会效用,王文泸、沈世杰、罗紫云三位先生已在书序里言之灼灼,本人已无置喙之地。在此我想透过这本楹联集,说说其中的一些问题,谓之病况亦可。

病况之一:这次征联在类型上属于景观联的范畴,也就是书写贵德的山川风物之美。总体上看,隔岸观景、雾中看花的居多,从联句的气息上可以嗅出大多数作者未必来过贵德;即便有人旅游到此,也是走马观花,一时也难写出切理厌心的联句。窃以为景观联不像教化联那样可以坐在书斋里向壁构思而得,它必须要求作者身临其境,获取亲切、实在的体验(也就是词语必须像皮肤一样触摸到事物)。收在本集中的景观联,其通病全在于一个“隔”字。借用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诗论,可以旁通集中楹联的弊端:“‘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以举世公认的昆明大观楼楹联为例,其作者是乾隆年间的名士孙髯,他从小随父亲寓居昆明,耳濡目染,朝夕相伴,所以才能写出词采缤纷、风韵天然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江西当代对联名家徐声扬以其思路明确、选材精粹、脉络分明、句与句的组合独具匠心、领字领句用得恰当等特点评点说:“执此数点以对比其他长联,真可与之比美者,或未之有也。”鄙人在此想纠正徐老先生的偏狭,以为名士孙髯180字的长联记录,已被贵德籍乡贤张荫西先生所打破。张荫西先生在1986年呕心沥血四个月之久创作的《贵德名胜南海殿长联》,字数是孙髯长联字数的3倍之多:574字。其后人张洪、张菱在回忆文字中言其“自始至终情真意切,飘逸流畅,在遣词造句上自然浑成,遒劲厚重,且游刃有余。”我还想说,张荫西先生的南海殿长联,实为南北楹联之翘楚。

病况之二:为文造情。稍稍在网上搜索一下,集中的获奖者绝大多数都是各地楹联征集活动里的常客和拿奖拿得手软的赢家。他们以一应万,屡试不爽,像饕餮一样,通吃东西南北,看上去没有他们不能“因景”的盲区。我看其中的一些楹联,脑海里不时冒出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的痛砭:“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 应酬’、‘ 应景’的需要,于是不得不像《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为文而造情’,甚至以‘文’代‘情’,偷懒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语来敷衍搪塞。”

病况之三:集中的一些楹联在表现形式上套语连连,套路频出。最可厌的嵌字联(首字嵌“贵德”二字),竟有十五六副之多。此类嵌字联的修辞虽说是以美饰一方水土为能事,但其过度而又浮泛的溢美之词,与韩愈的谀墓之词可以等量齐观。怎么把一个地方的风物人文说得质朴真切,绝对是对作者的一个严峻考验。还有成语“钟灵毓秀”,在联中一见再见。一些惯见的对语、习常的词语组合叠现纷出,障蔽了活跃的心思,足证作者文思的枯窘,诗腹的瘠薄。

病况之四:因为没有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体验,歌咏的事物范围随之窄化,只在有限的几个点上,重复大同小异的咏叹,不是“黄河清”就是“梨花白”,又是一见再见,好像鹦鹉嘴里过来过去就噙着那么几个词儿。文庙、南海殿、玉皇阁、民居、砍头柳这些当地标志性的景致,很少有人道及。更别说去歌颂一下贵德的历史名人,像文化名人宁赞丞、张荫西、藏学专家松巴堪布、一代名士韩树森、皮影艺人孙子彪、书画家乜俊德、诗人格桑多杰、作家王文泸、古建专家张君奇等。何以故?浮情无根,以耳食扪摸一地乡土也。

病况之五:景物联本应是应景生文,一景匹配一联,可是因为一些楹联过于笼统,结果使景物联的专属性和特指性失去效力,把风景的点染、描摹弄得放之四海而皆准,仿佛穿上了均码的衣服。像写龙王池的楹联:“深池总有龙监守,碧水常招客莅临。”乍看此联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它太普适了,以至于你把它任意挂到南北各地的龙王池楹柱上也没什么不妥(套一句俗话:好女不嫁二夫,好联呢,恐怕更不能“一嫁再嫁”)。人家好的楹联,比方像岳阳楼上的楹联:“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比方武夷山石湖涧楹联:“松声、竹声、钟磬声,声声自应;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人家都是因景制文,我们很难把这联语搬到别处。

病况之六:联语偏长,词语往往叠床架屋,意脉歧出。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作者把对联当成了词来写,用了好多分句,堆砌了好多华美的词藻。楹联原本以幅短韵长取胜,正宗的楹联其长短是要考虑到建筑空间的大小。我手头有一本西泠印社出版的《名家楹联》。书中所收明清之际的名家楹联,因为多用于书斋堂室,所作楹联字数不过在七八字上下。倘或是一些户外悬挂的楹联,像牌坊、墓亭、圣祠等空间高旷的地方,楹联字数方才可多及十几字上下。窃以为从楹联的实用性和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不宜提倡百字以上的长联,一则因其不适合张挂,二则不利于游客在短时间里“望文生义”,一瞥之下就能入心。

从楹联艺术与建筑艺术的综合构成来说,楹联除了文辞之美,还有着书写之美。从明代以后,由越来越多的名人名家来创作楹联、书写楹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和文化机制。经过真草隶篆不同书体的转换,楹联又透出中国书法独有的笔墨韵致。由此也派生出楹联书法所兼有的名人效应。这也是提升旅游景点文化附加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的文字,自从刻于龟甲、铸于鼎器、书于竹简丝帛宣纸、勒于石碑、镌于楹匾的那些时刻起,就将一种特别的庄重、特别的虔敬、特别的意气,贯注到这些内蕴着永恒与不朽的物质载体上。落下去的每一联汉字,都回应着心灵的跃动,心灵的呼吸,回应着心与万物、宇宙广大而精微的无限感应。楹联无疑会长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现在新建的公共设施很多,公园、广场、桥亭到处都是,许多地方都用得着楹联,惟愿它长得健旺,长得好看、耐看,适用。毕竟,高雅之事,怕滥,怕躁,怕“铺张”,怕表面光。

责编:王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