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死亡

母亲走后,父亲病重期间,我有限的阅读大都涉及到死亡,除了死亡,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我的阅读兴趣了。无论读什么,我都会留意有关死亡的话题,好像我一直在阅读死亡。我还读过一些专门谈论死亡的书籍,譬如《西藏生死书》和《西藏度亡经》。对我这样一个不曾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来说,这样的书未免显得太过艰深了一些。就像《西藏度亡经》第一章导言开头所写到的那样:“也许有人争论说,凡是还没有死亡的人,都没有资格谈论死亡之事;既然不曾有过死而复活的人——既然没有——哪会有人知道死亡是个什么?”——我就属于这样的人。虽然,他接下来的文字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但是对我而言,相对于他的回答,他所设想的这个问题则更容易理解。

不过,也有一些书中所谈论的死亡话题却很容易引起我的共鸣,其中包括蒙田随笔。也许是因为境遇不同的缘故,虽然此前也曾读过蒙田,但印象并不是很深刻,直到近日再读时,对其印象之深,堪称刻骨铭心。以致有些篇目读过若干遍还想回头去读,譬如《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

他在其中写道:“大自然赐给我们最有利的并使我们不必埋怨自己处境的礼物,就是那把打开土地之门的钥匙。大自然规定生命的入口只有一个,生命的出口却有成千上万。”我想,蒙田所说的“那把打开土地之门的钥匙”指的就是死亡,因为死亡的突然降临,一扇门也随之打开了,这是“生命的出口”。我想对蒙田说,其实,就像生命的入口只有一个一样,生命的出口也只有一个。无论每个生命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或疾病、或灾祸,最终只有死亡才能使他离开。

对任何人来说(也包括所有的生命),死亡迟早都会来临,不可避免。也许我们可以加快自己死亡的速度,使死亡提前来临,但无法用相反的方式使自己免除死亡。就像蒙田引用塞涅卡的这一句话:“到处是归程,这是上帝的恩赐,人人都可夺取一个人的生命,然而无人能免除一个人的死亡——千条道路畅通无阻。”

接着他说:“死亡不是治一病的药方,而是治百病的药方。”所言极是,但不完全准确。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对蒙田的这句话作一些补充:任何一种病痛都能导致一个人的死亡,而世上所有的药方都是用来治病的。但是,最终夺走一个人生命的既可以是病痛,也可以是药方,这也许就是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会死在医院里的缘故。

蒙田说:“心甘情愿的死是最美的死。”我同意他的说法,如果除却了命运的不确定性,就生命本身而言,所有生命的诞生都同样美好,但死却不同。接着他写道:“生要依赖他人的意图,死只取决于本人的心愿。在一切事物中,什么都不及死那么适合我们的脾性。” 对一个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我得承认这句话的后半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又不得不指出前半句的一半是谎言——至少在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死并不完全“取决于本人的心愿”,甚至事与愿违:不想死者非死不可,而欲死者却求死不得。

“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 蒙田的这句话当视之为真理,可前提是,“死的自由”一定得建立在“生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才行。如果生都没有自由可言,又谈何死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田一定是充分体会了生的自由而后才谈论“死的自由”的。想来也是。1570年,蒙田才37岁,他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前往巴黎出版他的挚友拉博埃西的拉丁文诗、法语诗和一些翻译作品。次年,因厌倦官场生活而退隐归家,过起了“自由、平静、安闲”的乡绅生活,并开始撰写《随笔集》。此后,蒙田虽然一直疾病缠身,但在1572年至1574年的法国内战期间,他还加入国王的一支军队参与了向新教徒进军的战斗。1581年至1584年间,退隐在家的蒙田却曾两度当选为波尔多市市长。1588年,《随笔集》一、二、三卷的第四版问世。有人说,他用《随笔集》向世人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塑造了自己。无须多加评论——从这些生平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蒙田是实现了“生的自由”的。仅凭“卖掉波尔多最高法院顾问的官职”和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的经历,就足以证明其“生的自由”。这样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不会使自己的生命被奴役,当然也就有资格谈论“死的自由”了。

所以,他才敢说:“为了避开命运的鞭挞,找一只洞穴和一块墓碑躲起来,这不是美德的行为,而是怯懦的行为。不论风暴如何强烈,美德决不半途而废,而继续走自己的道路。”说这话需要底气,问世间,除了蒙田,还曾有谁敢这样说话?

一个生而自由的人是完全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包括死亡,所以,他才可以放心大胆地谈论“死的自由”。如果“死的自由”都可以得到保障,当然也就不害怕死亡了。所以,他也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害怕死亡使人对生命和光明充满厌恶,绝望之际会一死了之,忘了他们的苦难实际正是害怕死亡而引起的。”

不过,即使蒙田这样可以谈论并实现“死的自由”的人,也并不赞成因为胆小怕事、怯懦软弱而去草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在随笔中写道:“柏拉图在《法律》一书中主张,人人都是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谁既没受到公众评论的压迫,也没受到命运的可悲和不可避免的摧残,更没有遭到不可忍受的耻辱;而让胆小怕事、怯懦软弱,去剥夺那个最亲近的朋友的生命,切断岁月的延续,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可耻的葬礼。”

蒙田继续说:“轻生的思想是可笑的。因为我们的存在才是我们的一切。除非另有一个更可贵、更丰富的存在,可以否定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自我轻视、自我鄙薄是违背自然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病,在任何其他生物中都看不到这种相互憎恨、相互轻视的现象。”由此可见,蒙田对轻生者的深恶痛绝,他所倡导“死的自由”并不包括轻生者的死亡,也就是自杀式身亡。

为此,他像个审判官一样果敢作出自己的决断:“谁要体验未来的痛苦和磨难,那么在这场痛苦来临时他也必须存在。”

我不得不指出,在古往今来的智者当中,蒙田真正喜欢并由衷欣赏的并不是很多,但从他的随笔中可以看出,他欣赏苏格拉底和塞涅卡。他甚至写到了苏格拉底的死,说“苏格拉底的死令人惋惜,而阿里斯提卜对惋惜的人说:‘但愿神让我也有这样的死!’”他在书中引用过很多塞涅卡的话,其中一句是这样说的:“是的,为什么我的头脑中记得的是这句话:命运可为生者做一切,而不是另一句话:命运不能为要死的人做什么?”

晚年的蒙田饱受病痛折磨,因而在他的很多随笔当中都曾谈到过死亡和痛苦。但是,蒙田是一位酷爱生命并热爱自由生活的人,一生都把生活的情趣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他觉得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人是很可怜的。他热爱大自然,并顺乎自然,知道享受娱乐、游戏和自由自在的消遣的乐趣。他喜欢适当地独处,当然也喜欢在独处时读书。以致于他在《读书的乐趣》中这样写道:“我过一天是一天,而且,说句不恭敬的话,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我生活的目的也仅仅在于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书是为了炫耀,而后来读书是为了明理,到了现在则为了自娱,从来都不是为了谋得什么利益。”继而,他在《顺乎自然是一件好事》中还写道:“不过,我仍有意虚度年华而不悔恨,并非因为生活折磨人、纠缠人,而是因为生活本身具有可虚度性,只有乐于生活的人最不畏惧死亡。”就连读书,他都不愿苛求自己。他在另一篇随笔中写道:“我喜欢出游时都要带书,却可能数天甚至数月不用它们。即使时间一天天耗费掉了,我也不悲伤。因为我想书籍就在我身边,它们赋予我的时日就是乐趣。”

在读《患难之交、男女之交以及与书的交往》这样的作品时,我禁不住会突发奇想,假如我生活在蒙田的时代,我可能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至少会努力去跟这样一个人密切交往。因为,他会使你懂得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再一次重温蒙田时,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一种朴实无华的思想也可以饱满到足以令人目眩的程度,使你忍不住闭目观想。

但是,蒙田最令我感伤并深深触动我灵魂的文字几乎都与死亡有关。因为在写他的这些随笔作品时,蒙田已经深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他随时都会毫不忌讳地谈到死亡。在病痛难耐时,他仍在悠闲地甚至是优雅地谈论着死亡。在《我没有说要摆脱生命》一文中,他这样写道:“病痛愈是逼得我走投无路,死亡愈不叫我害怕。”

写到这里,我要重新回到《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奴役》的话题中来。此文的结尾是这样:“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更为悲惨的死使人提前离开人世,在我看来是最可得到谅解的理由。”蒙田好像不是在跟一个普通的读者在谈论死亡,而是无意间跟死神坐在一起闲聊。

蒙田早已不在人世。当我捧读他早在四百多年以前写就的这些文字时,我不禁感叹,蒙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就已经超越了死亡。而我却才开始阅读死亡,不仅是从蒙田的文字中,也从父亲、母亲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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