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无言两相顾 良豕无绝传南北——与“猪”相关的绘画

丹青无言两相顾 良豕无绝传南北

———与“猪”相关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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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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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白《夕阳芳草见游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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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魏晋墓砖画《屠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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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仰韶文化彩陶猪纹细颈壶

之前拙文对美术史上与猪相关的以塑和雕为表现手法的一些作品大致进行了盘点,不禁想把目光投入到那些与猪有关的绘画作品中。大致翻阅相关资料,大多认为画坛中,猪与历代绘画之间的关系,远比其他动物少,仅有的几篇文章,也都是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明清以及近现代的一些画家与作品上了。

由于资料匮乏,历代流传下来的绘画中突出“猪”作为表现对象的作品的确不多,目前最多能看到的绘画作品是齐白石、徐悲鸿、黄胄、黄永玉、韩美林等诸师的创作,也有不少分析他们绘画的文章。这些文章无论从艺术风格亦或是创作背景等方面对大师们的作品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有一些文中对每一位画家做了一定评价,如称白石老人是画猪第一人、悲鸿先生则是画猪第一贵,而黄胄画的猪最富有生活气息等等。而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关猪的画家远不是这几位,单在民国就有与齐白石不分高下的天才画家王梦白也善画墨猪,并有《夕阳芳草见游猪》一画传世;而出身天津的近代国画大师刘奎龄和其子刘继卣大师也有不少关于猪的力作传世;也有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借猪八戒来讽刺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而创作的《猪八戒》系列漫画则也是家喻户晓。

诚然,对现当代大师们以猪为题材的各种创作透彻、详尽的分析确实是十分有必要的,也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并学习我国绘画的博大。但也有人认为由于猪的相貌丑陋,或是不能给观者以美感,难引起画家之情趣,所以在绘画史中留下的关于猪的绘画图像不多。我想这样的观点是不尽客观的,其实作为六畜之一的猪,早在远古时候就与绘画有着不少的联系,这些绘画作品千百年来默默地见证着我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本文将大致分析一些留在绘画史中的与猪相关的绘画作品,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传统绘画艺术。

岩画是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方法,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它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猪的造型图案在各地岩画中就有大量出现。内蒙古狼山大坝沟岩画和桌子山岩画中,有大量猪猴结合体的岩画,这些岩画基本都是在大而圆的猴眼下面刻画着与猪的鼻孔一样的巨大圆形;同样在内蒙古白庙子史前岩画遗址群地下出现过一幅罕见的史前“猪首龙”型石刻岩画,此画具有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典型特征,因而被称为“红山岩画”;西辽河上游西拉沐沦河源头的榆树广山崖下,曾发现一幅高2.2米,宽2.4米的赭石色彩绘岩画,画面中巫师的左上方有3头一字排开的野猪,正下方有做着不同姿势的5个人,猪的正上方有一人手持两个圆圈像是站在猪身上,他的前边还有一条犬,它们向同一方向行走,这也是属红山文化时期的岩画;而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万合永乡顺裕广村北石崖上同样也有一幅以褚红色矿物颜料平涂的猪、鹿、龙和舞人混杂的场面。这些岩画展示着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景象,同时也折射出了上古人类活动的诸多状况。除此之外,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云南沧源满坎等地也有零星的描绘猪的岩画保留至今。

其实,在原始社会除了岩画以外的其他绘画艺术中也已有猪的图像出现了。在1973年浙江余杭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个高11.6厘米,长21.7厘米,宽17.2厘米的黑陶方形陶钵,在钵外壁以写实的手法、均匀的线条刻绘了猪纹,并且在猪身上刻画有花朵形和果实形状的图案。从图像组合看,这不单是猪纹图形的刻画,应该具有寓意家猪驯养、繁荣昌盛之意的寄托,也可以作为一幅具有巫术性象征作用的“文字画”;同样在距今约七千多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内,也曾出土刻画有猪的图案的陶器。地处西北的甘肃秦安曾出土一件仰韶文化的彩陶细颈壶,壶腹部绘有一圈二方连续的猪面纹,该壶的绘制巧妙地运用了双关形的装饰手法,两个猪面共用一个眼睛,显示了高超的图案设计水平,是半坡类型彩陶中的珍品。以上这些有关猪图像的刻绘,证明了人类从崇猪到驯养猪所经历的过程;同时也可看出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原始人已掌握了绘画的一些基本方法,标志着人类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在我国绘画史上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占有重要的艺术地位,而猪的形象在我国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有出现。山东诸城前凉台的画像石《庖厨图》中便有与猪相关的描绘,在整幅画像石中杀猪图位于右下方,一人持棒赶猪,另一人拉着拴猪的绳子,猪尾下方又一人持刀,准备杀猪,猪头下有盆,应是用于盛猪血的;另在肥城出土一画像砖,上有翼虎扑向一野猪,野猪作退缩状,猪侧身向左,虎在下方侧身向右上,从表面看虎、猪皆怒毛直竖,但虎、猪的眼神则显露喜悦,整体形象生动活泼。类似的《虎猪戏》画像砖在河南密县、南阳等地也有大量出土,当你以审美的眼光看这些作品,便会发现古人准确把握了动物刹那间的动感,也可以感受到作品中焕发出的醇厚幽邃的艺术美感。在魏晋时期的嘉峪关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中西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此地区自然也少不了关于猪的图像。在嘉峪关魏晋四、五号墓中都出现有《饲猪图》和《屠猪图》,在六号和七号墓中也分别出现《屠猪图》。而于1967年山东诸城前凉台村汉墓中也有《屠猪图》出土,在不同地区的墓室出现如此之多《屠猪图》,说明在汉代以来,我国的猪的饲养已经逐渐普遍,并已成为人们重要的肉食来源。

敦煌壁画集中体现了我国民族绘画的精神与审美样式,并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美术,也让无数人对之敬仰、崇拜。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中也发现了猪的身影,在第285和249两个西魏时代的洞窟中均有猪的图像出现。第285窟的一幅狩猎图中,两位猎手正在一前一后夹击一头野猪;而249窟顶北坡东下角,用白描画法、流畅的线条,表现出了山林间一头母猪带领六头仔猪奔走的情景。

时间发展至唐宋时代,猪的形象在绘画中似乎已被逐渐淡忘。但1987年7月,陕西长安凤栖原的一座唐墓中的一幅壁画改变了这一状况,这幅被称之为《野宴图》的壁画,重新勾起人们的记忆,而除此之外,到现在为止,所有唐代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过和这幅壁画相类似的。到了宋代,张择端绘制了《清明上河图》,其中描绘了马、牛、毛驴、骆驼等各种动物206头,在这些众多的动物当中就有7头猪,在画家笔下旁若无人地行走在街市上;而《清明上河图》除张择端在宋代所画,明朝著名画家仇英也画过一个版本,清代乾隆年间的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位画院画家也协作完成过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后两个版本客观表现了明清时代的风俗等状况,展现了社会不同细节,也都有猪的形象出现,尤其清代院本版中有三个人赶着一群肥猪行走在河边和猪同羊一起被绳子拴在载人的牛车后行走,两处有关猪的图像。如果说猪在这几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中只是一个画面的配角,那么同处宋代的牧溪和尚笔下的《猪头和尚》一画中,猪绝不是以配角身份出现的。至于作为和尚的牧溪为什么要画此画,我们在此不做更多推测,但我想此画足够作为猪一直没有被绘画遗忘的证据。虽然此画的摹本在今天仍有流传,但原作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实属遗憾。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代宫廷画家徐扬历时三年之久,凭借自己对家乡历史、文化与地理的谙熟,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创作了反映当时苏州市井风情的巨制《盛世滋生图》后被称为《姑苏繁华图》,此图将200多年前乾隆时期最为繁盛的苏州城和江南的风物人情呈现在后世观者的眼前。其中便有一个妇女人正在喂猪,五头肥壮的猪摇头摆尾奔向食物的场景,颇有生活气息,也反映了苏州一带清代的养猪状况,这也是研究200多年前“乾隆盛世”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晚清时岭南画派大家居廉重视写生,师法自然,反对模仿与抄袭,丁亥(1887)年所作的镜心《墨猪》,以简练的笔墨表现两肥猪同槽争食,在具有传统中国画的笔墨技巧的同时,又采用他独创的撞水法,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而有不失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佳作。

经以上大致罗列,不难看出,自古至今,猪就与我们的生活和艺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并非通常的认识,猪给人慵懒、笨拙的感知。我想在今后,作为六畜之一的猪,会更加丰富我们艺术创作的范围;也定会想往日一样带给人们生活上的富足,依旧继续在人们心目予以美好的象征和吉祥、丰收和财富的慰藉。

责编:张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