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儿时煤油灯(外一篇)

人过四十,开始怀旧,童年、少年时的那点事,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找上门来,勾着你不由去回忆。

20世纪70年代,最能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一大问题就是照明。从我记事起,家家户户都是靠煤油灯照明。一根长长的棉线从一根用铁皮做的细长茎里通上来,火柴一点,灯就着了,亮或不亮,可以用挑长或挑短露出的细线加以调节。

煤油灯,也叫“洋油灯”,用“如豆灯光”来形容油灯的亮度再恰当不过了。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没有电,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或几个煤油灯。煤油灯的结构极其简单,我家的煤油灯是用一个白色玻璃瓶做为灯座,上端覆盖一个圆形的鉄片,中间穿过由多股细线捻成的油捻子,一直拖到盛油的瓶肚子里。

我出生的年代,也正是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乡下。在那里,我曾经历了无数个靠煤油灯度过的日落后的时光。煤油灯昏黄的光环时常像一粒萤火虫般飞进我的记忆,点亮一个个深藏在心底的梦,也让我看到了父母摸黑劳作的身影,看到了一灯如豆的饭桌上,认真作业的孩子,也看到了艰苦历练中他们的成长。

在我记忆里,大部分人家都在使用一种自制的简式“煤油灯”,材料很简单,自己动手制作一盏煤油灯,一点儿都不费事。就地取材,选一个大小适宜的、带金属瓶盖的玻璃瓶,在瓶盖正中间穿一个大小适宜的洞,插入一个薄铁片卷成的小圆筒,用棉绳做灯芯,灯芯上端从小圆筒穿出,点燃即可照明。由于自制煤油灯缺少防风玻璃罩,从堂屋到厨房的移动往往要用一只手或身体遮挡才行。煤油管子越粗灯便越亮,但是基于节约用油的目的,父亲做的管子总是比黄豆还细,天黑后点起来,喷出比黄豆稍大些的小火苗,屋里虽然不是漆黑一片了,但亮起来的,也就只有巴掌大那一小片,其他地方亮光打不到,便朦朦胧胧的,墙上或顶棚上那些陈旧的报纸和水渍印,在半明半暗中仿佛变成了张牙舞爪的魔鬼,没有大人陪着时,多少会有点害怕的感觉生出来。

晚饭后收拾利索,一家人会或远或近围在煤油灯前坐一会儿,手里有活计的理所当然凑在最前面。往煤油灯跟前凑得最少的是父亲,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即便偶尔回来,也早早躺下睡了,再早睡了的自然是玩累了的我和姐姐们,已经上了学的姐姐,少不得爬在灯下做会儿作业;到冬天,守在灯前最多的,是母亲,她要为我们赶过年穿的新鞋。

做鞋最费功夫的是纳鞋底,看着母亲守在一闪一闪的小煤油灯下,扯过来拉过去地细细纳鞋底,也算童年最温馨的旧忆之一。那时候很好奇,不知道母亲纳鞋底之前,为什么要将长针在头发上蹭几下,而且纳的过程中间,也断不了拿针在头发里不停地蹭,直到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在给大针过油,针在头发里蹭的时候,天然的发油就自然地粘到针上,等针往鞋底里扎时,能发挥润滑剂的作用,纳起来就又快又利索。

童年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不注意,就挎上母亲缝制的花书包被送进了学堂,小学时还好说,摸黑赶夜的时候少。每当我趴在小桌上写作业,母亲总要叮嘱我离油灯远点儿,小心烧了头发或眉毛。写完了作业,是不可以浪费煤油的,当我们各自钻进被窝,缝完衣服的母亲直直酸痛的腰,喊声:睡觉了!然后吹灭油灯,随之一股刺鼻的煤油味袭来,屋里顿时一片黑暗。

我上初中时,已是八十年代了,生活条件已经在慢慢转好,农村也开始用上电了。到晚上,村里供电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偶尔会停电一两天,家家户户都还保留煤油灯,平时放在不起眼的地方备用。

如今,老家还收藏着几盏形态各异的油灯,其中有两盏是带有玻璃灯罩的,一个像小烟囱,另一个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在当时,它们对平民百姓来说绝对是奢侈品,不光是价格昂贵,更主要的是,煤油灯扣上灯罩后,煤油燃烧充分,灯虽亮了,但同时比较费油。难怪我家的油灯母亲一直不肯扣上灯罩呢。

有关煤油灯的俗语也很多,比如:“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灯盏再小能照亮,油篓再大不搁舀”、“灯窝里没有油熬捻子,腰包里没有钱急汉子”、“灯苗虽小,能照亮间屋;羊蹄虽小,能走出条路”等等,深奥的道理被说得通俗易懂。

时过境迁,煤油灯悄然退身,逐渐演变成老物件,消逝于漫漫时光长河中。如今,那些煤油灯已深藏在心底,化成一盏永不泯灭的心灯,照我前行。

农家土灶饭菜香

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偏僻的乡村。那时候,我们村连烧煤球的条件都没有,家家户户都使用自制的土灶台烧火做饭。

说起土灶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听说过,但见过的就很少了。

早期的土灶很简易,都是用当地的泥土混合上麦麸,加水搅拌,就像和面一样,不能稀也不能太干,和好土后,依照着一口铁锅用手小心翼翼地盘出一台约50公分高度的圆筒土灶,为了美观,还要用手沾水来回将圆筒里外抹平,还要让灶壁厚实均匀,圆筒壁厚度约6公分。晾干后,在表面再刷一层厚厚的黄土皮子,抹得油光滑亮,摆放在厨房墙角,在上面一左一右各安放两口铁锅,一大一小,这种简易的土灶基本上没有灶台面。后来人们生活条件逐渐提高,土灶又改用土砖、红砖建造,上下两层,中间有漏灰条板,柴草燃烧后,灰就会漏到下面,利于柴草燃烧。土灶台一般都建在厨房一角,紧靠窗口下,有长方形和半椭圆形两种,一根正方形的烟囱直通屋顶,每到做饭时分,整个村庄弥漫着阵阵菜肴的芳香。

土灶台,别看它其貌不扬,甚至可以说外形丑陋,但是,一家人的顿顿饭食,都成就于它的胸腹中。

记得小时候刚学着帮母亲烧火的时候,看着灶膛里燃烧的熊熊大火,却不知怎样去添柴,只是一味地往里面塞干柴,本来烧得很旺的火,顿时被我这样一顿猛塞,压得死死的,不见一点火焰,只见浓浓黑烟直往外冒,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在一边咳嗽干着急。母亲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对我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公,要把柴火支起来烧。”那时候不懂母亲说的这句话,在我的理解上就是柴少添点,让火空心。我按照母亲的说法开始添火,在灶膛里掏出多余的柴火,用火棍子把干柴支起来,让火空心,看着火还着不起来,一时性急忘记了旁边的风箱,直接用嘴对着灶膛口吹气。突然,火苗从灶膛口猛地一下子蹿出来,顿时闻到一股头发烧焦的味道,我赶紧跑到堂屋的镜子前一看,眉毛、头发被烧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渐明白了母亲说的那句话:柴火中间空起来才能使火接触到更多的氧气,让火烧得更旺;做人应该把公道放在首位,才能无愧于心。

土灶台,大铁锅,虽说土,一家一户,却拾掇得干干净净。如果谁家有烧猪肉的,肉香味便能飘满整个村庄。做出来的大米饭,远不是现在电饭锅煮出来的能比拟的,尤其是饭熟的时候,那股香喷喷的焦米香,直钻鼻孔。这柴火饭撩人肺腑的亲近,没有乡居的日子,没有亲身的体验,恐怕是很难体味出它的可人滋味,在心底,自然在多一份留恋,多一份烙在心底的乡愁。

记忆里,母亲每天都在灶台前忙这忙那,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父亲坐在灶膛前,一把一把塞柴禾,红红的火光,映照着父亲的脸,他脸上的皱纹,也在火光的闪烁跳跃中,或明或暗。锅里煮的菜,咕嘟嘟直响;母亲会不时跟父亲交代,灶膛里的柴火,或加或减;如果是蒸饭,等听见饭粒细微的爆响声,有香气溢出锅盖的时候,母亲会让父亲把灶膛里的火,慢慢捂了,锅里的饭,慢慢蒸,这样做出来的饭,又松又软。

在老家,普通的土灶台一旦遇上红白喜事时,就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要大摆酒席,自家里的一个土灶自然不够用,还得在外面用土砖糊上泥巴,搭个简易的土灶,架上几口大铁锅,然后烧水、炒菜、烧饭,那种热闹场面,孩子们最喜欢。

1989年3月,我当兵入伍,离开家乡在部队锻炼,这一锻炼就是十来年。自从离开家,就很少吃到土灶台上做出来的柴火饭。部队转业后回到家乡工作,由于父母亲年迈体弱,我把两位老人接到城里生活,我们就此告别了老家的土灶台生活。

随着农村城市化,土灶台渐渐地被现代的燃气灶所替代,现代化的工具虽然用起来方便,但是,再也做不出故乡土灶里烧出的饭食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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