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赏之下,亦有勇夫

隆冬季节,最新一届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正式公布。法国小说家尼古拉·马修凭借小说《及其后代子孙》获得该奖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为实践所反复证明是屡试不爽的一条“真理”。可是世界三大文学奖之一的龚古尔文学奖却不信这个,他们的奖金,说出来可能会叫人齿冷,只有区区10欧元,实在是“寒酸”,但仍有众多文学家积极参评,趋之若鹜,成了“轻赏之下,亦有勇夫”。

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国内任何一级文学奖都比它高得多,几千元的奖金已被人视为“鸡肋”,没有万元以上就拿不出手。中国文学界的四项大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奖金都是数万元,而且,得奖奖主所在省市还会层层再奖,往往是数倍于文学奖,一个获奖者最后拿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奖金都不算稀罕。

文坛重赏,文人有幸,搞不好哪一次撞上大奖,骤然暴富,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文坛重赏,又是文人之大不幸。文人性“贱”,太穷了没法写东西,太富了也就不会写好东西了。如今这阵势,左一个大奖,右一个大奖,钱迷心乱,引诱得文人坐卧不安,哪还有心思去“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去推敲苦吟,在这种氛围下,是注定难出大文人大作家的。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文坛佳作传世名著,没有一部一篇甚至一句是重赏刺激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后的稿费还不及他写作时抽掉的雪茄钱;曹雪芹的《红楼梦》,则连一分钱收入也没有,有的只是“举家食粥酒常赊”;王勃的千古名篇《藤王阁序》,仅换来几杯薄酒;左思的《三都赋》,十年辛苦,虽有“洛阳纸贵”之誉,也不过是让造纸商发了大财。而一些重赏换来的作品,即使出于名家之手,也多是有铜臭气无笔墨香,像韩昌黎贪图重金给人家写的那些墓志铭,像司马相如为千金重赏而给陈皇后写的《长门赋》,别说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是当时也为文人骚客所瞧不起,被认为是“谀世媚时”之作。

当然,文坛设重奖,对于提高文学地位,提高文人创作积极性,可能多少会有所帮助,但也绝不可看得太重,指望通过巨额奖金来为传世之作“催生、助产”,恐怕是不大现实的,就是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所评出的东西,并非人人叫好。毕竟,文学大奖悬赏,总不会像重赏征集杀手那样简单便当,只凭脑子一热,一股蛮力,就能马到成功。也不会像明星征婚那样热闹,一呼百应,阿狗阿猫都来应聘。文学创作,只有发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精神,不受金钱诱惑,安心书房,清心寡欲,舍得花心血花时间,苦干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有可能拿出传世佳作。

“鸟翼绑上黄金,它还能飞远吗?”泰戈尔这话的确不时髦了,但这个道理却不会过时,尤其是在文坛浮躁气氛日渐浓郁的今天。想想看,在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面前放上一堆闪闪发光的银子,他就能写出闪闪发光的精品吗?龚古尔文学奖的组织者想来是坚信这一道理的,他们虽然只有象征性的10欧元奖金,可是其影响一点也不比诺贝尔文学奖逊色,而且还更专业一些,许多著名作家都以获龚古尔文学奖为荣,而并不计较这微乎其微的奖金数目,因为这是文学界崇高的荣誉,也是业界对作家的权威肯定。

还是迅翁说得好:“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

责编:闻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