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雕塑唯以贵 闲忆寄情六畜首 ——— 与 己 亥 年 属 相 有 关 的 雕 塑 艺 术 品

在十二生肖中排最后一位的生肖“猪”,自古以来就与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猪也被称为“乌金”、“黑面郎”、“黑爷”“彘”、“豚”等,但最为普遍的则为“豕”,在汉字“家”字的“宝盖”下便有猪的象形文字“豕”,可见在古代,猪是财富的象征,猪的多寡可以代表家庭的富裕程度。不仅是文字,在各种艺术创作中,这也和其动物一样,是深受人们喜欢的表现对象。以下就对我国历代的雕塑作品中的猪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分析。

猪在我国的驯化时间仅次于狗,为六畜之一,是古代先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由于长期以来猪给人的印象总是丑陋、懒惰和贪婪的,因此通常认为猪很难与高雅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翻开远古文化的篇章,便不难发现,猪和其他动物一样,早在远古时候就因为有人把其当作为图腾,受人们崇仰敬拜,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猪除了作为神圣之物可以镇妖息怪,也是招福致祥的象征。猪的形象自然也在那时起就与艺术文化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重新打开美术史从中寻找一些确凿的例证,重新回顾一下猪与艺术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的与猪相关的艺术品可谓数不胜数。1978年发掘距今约八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岗遗址时,便有两件造型简单、稚朴古拙的陶塑猪首出土,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猪的艺术品;在距今约七千年前后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曾有一只腹部明显下垂,与现代家猪体态相似的陶塑小猪出土;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夹砂红陶鬶,这件鬶模拟猪的形状,四肢粗壮且叉开站立,身体肥硕而头上昂,鼻孔冲天但小眼深陷,尾短粗稍上翘,腹微鼓,背略平,装有拱形鉴,臀上为一圆筒状注水口。此外,在山东章丘西河遗址、北京平谷上宅遗址、湖州邱城遗址、新密市新砦遗址等等地区也都有陶猪首和陶猪等分别出土。由以上大致搜罗可见,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与猪有关的原始艺术品遗存,这足以证明这些地区早期养猪的历史;同时也标志着先民们在生活、生产中审美情趣不断发展,早已将猪的造型作为重要的装饰纹饰运用的现实状况。

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与猪相关的陶制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汉代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陶猪、陶猪圈等便是最好的例证。收藏在成都博物馆的汉代陶庖厨俑;陈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西汉陶猪及猪圈;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长16.5cm,宽15.5cm,高20cm 的汉代绿釉猪圈;以及收藏在南京博物院的汉代绿釉猪圈等等,都成为我国陶制“猪文物”中的一个亮点。以武昌长春观201号三国墓出土的青瓷猪和猪圈为例,此件猪圈的圈盘口径25cm,高13.8cm,圈内有一干栏式建筑,其屋面为四坡面,有五道屋脊,有学者认为它是厕所,在长方形的食槽边,一只母猪和两只小猪正在吃食,反映了当时家畜圈养和造肥积肥的真实情景。从这些陶制品上可以看出我国陶器的发展经历了由纯手制到手模兼制的过程,也证明了我国陶瓷由素陶到施釉工艺出现的进程。此外,也证明了这一时期我国猪的养殖已出现“圈养”,猪圈通常会与厕所修建在一起,这种情景如今在一些农村院落依旧能见到,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色。这种猪圈与厕所两邻的“圈养”法自汉代普及,并在千百年间一直延续。

发展至隋唐之际,大量的三彩和瓷质与猪相关的艺术品不断涌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巩义市夹津口镇一座隋墓出土的两件瓷猪,其中一件是白釉瓷猪,尖吻圆眼,大耳短尾,鬃毛竖立,卧伏于地,背上有压印纹装饰;另一件黑釉瓷猪,尖嘴较长,两鼻微翘,眼耳均鼓,尾贴于臀上,也为卧伏状,这两件瓷猪的雕塑手法之精,造型艺术之美,代表了隋代瓷器工艺的重要成就。同样在巩义的窑湾唐墓中,曾出土两件唐代的三彩陶猪,一件体施黄釉,吻部尖翘,獠牙上勾,小眼略平,大耳斜竖,脊部隆起,作俯伏状;另一件施褐色釉,微泛黄绿,釉不及底。这两件三彩猪均为白胎中空,是手工加模具兼制而成,先经高温素烧,然后施釉再以低温烧制而成。 陶猪或瓷猪的制作从汉唐一直延续清代,发展至今,各种造型的陶瓷的猪形储钱罐,依然深受人们喜爱。

玉在我国古代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古人很早就掌握了玉的加工技艺,并创造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玉雕艺术品,逐渐形成的玉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因此自新时期时代除了一些陶制品上出现猪的装饰外,早在辽宁建平县、内蒙古翁牛特旗等地的红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造型奇特的玉质猪首形佩饰,堪称是我国早期的玉雕艺术珍品。此区域内出土的玉质猪首形佩饰,虽然每个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大致都是猪首蛇身,蜷曲成C形,吻部短粗,略微上翘,似有獠牙,窝状鼻孔,洞形大眼,尖圆大耳,颈下有短榫,脊背处对钻一小孔,中间又有一大穿孔,整器打磨光滑,嚎尾之间缺口尚未完全断开,与玉玦的造型相似。研究证明,这些佩饰均为猪首的特征与龙的形象融合,可见红山文化遗址地区的人们早就对猪有着特殊的喜欢和崇拜;也可以看出远在石器时代,猪在先民们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以至于将猪神化,这也与后来我国北方一些地区认为猪就是神龙化身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猜想,龙图腾的起源应与原始农业有着某种关系。不仅在国内各大博物馆都可以找到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的身影,甚至在大英博物馆等国外一些博物馆也有收藏。

我国古人推崇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认为玉有防妖避邪的作用,也有以玉殓葬可保尸身不腐,使复活成为可能的观点。战国时候的曾侯乙墓中曾侯乙遗骸的口腔、颅腔内,就发现了21件为保护墓主遗体的玉雕动物,其中便有3件大小相似,昂头翘嘴,躯体狭长,腹部饱满下垂,臀部圆滚上翘的玉猪。到了汉代,“葬玉”之风更为普遍,古人认为死时要握着财富和权力而去,玉握由此而生,一般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去世后,会在手里各执一玉握,表示逝者有钱,去到了阴间一样是有钱人,汉代的玉握大部分都是猪的造型,因此又称玉猪握、玉豚,常以“汉八刀”雕法雕刻,此类玉猪在汉及南北朝墓中有较多的发现,除玉质的猪握,有时候还有玻璃猪握和滑石猪握。汉代以后猪握的形式在北方逐渐消失,在长江以南地区还可见到,逐渐失去了陪葬品的功能,尤其到了清代很多猪握都变成了手把件。在国内外的各大博物馆中“玉猪握”的收藏也一直极为普遍,近些年艺术品市场中对古玉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也越来越重视,2018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中,西周中期长为4厘米的玉猪估价10-15万,但最终以500万的高价落槌;同场拍卖中长度为11.8cm的东汉玉猪握估价18-28万,最终以260万落槌。

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成就辉煌。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是我国漆器工艺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漆器全国各地屡有出土,在这数以千计的漆器中,有不少是以猪为造型且形态、纹饰精美的漆器。1986年在江陵雨台山就有战国时代楚国的漆器“彩绘猪形盒”出土,这是一件由两块整木雕琢而成,呈长方状的盒,两端都雕成猪首,周身用红漆绘制变形云龙纹,下有四足屈膝各朝两端;2000年在天星观战国2号墓中出土了一个被认定为“国宝”的漆器“猪龙形酒具盒”,这也是两个厚木块挖凿成器盖和器身,整体呈椭圆形筒状,通长64.2 cm、宽24 cm、高28.6 cm,两端各有一个圆形外凸的猪“拱嘴”形“握手”,外壁雕琢彩绘十分精致,但这依然是一件酒具盒。

我国青铜器制作,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其中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被历代视为“六畜”之首,并有“诸事如意”标志的猪,在青铜器类中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表现题材。在我国各地不少博物馆中均有与猪相关的青铜器陈列,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目前在湖南省博物馆中收藏的,在湘潭九华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器“豕尊”。尊是古代盛酒的器具,豕尊也称为“猪尊”,在我国现今出土的青铜器中,以猪的形象做尊的,这也算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其弥足珍贵; 1992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磨市镇白庙山出现了一件奇特的悬击乐器,便是青铜雷云纹猪形磬,也称青铜猪磬,与商代“豕尊”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一件构思巧妙,造型夸张的战国猎猪铜饰,这件铜饰,表现着野猪的凶猛不驯,客观地反映了古人征服自然的历程;而地处西北的山西曲沃晋侯墓地也出土有西周时期的青铜猪尊。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双首连体猪形酒具盒,此盒用于盛放耳杯,两端握手有销拴固定,造型新颖,盒身为双首连体的猪,四足蹲伏,五官都雕刻得惟妙惟肖,还装饰了宴飨、狩猎等生活场景图案,体现了楚人的世俗情致,设计水平就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的新潮。

如同其他材质的艺术品铜质猪形艺术品,经过秦汉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清乾隆年间,由驻华传教士郎世宁设计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他以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代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每座铜像轮流喷水。十二生肖立俑早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到了唐代甚为流行,一直延续至清代,圆明园内的这12个红铜铸像每个高50公分,雕刻精细,为清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当时猪首和牛、兔、蛇、羊、鸡被安置于北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入侵我国,攻陷北京,在劫掠圆明园内无数珍宝的同时也掠走了这12个兽首,致使这批国宝流失于海外一百多年。在1987年,猪首被美国一家博物馆购走,又在2003年著名企业家何鸿燊出资收购,捐赠给了保利艺术博物馆。

通过以上大量以猪为题材的艺术品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自远古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猪一直是富贵、吉祥、丰收和财富的象征,同时也见证着我们几千年的艺术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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