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尽孝心”遇上“催结婚”
媒体上批评过一种现象：回到家，跟父母说不到两句话又埋头手机，形式上回家了，心没回来。
玩手机影响心的交流，倒也好办，控制一下频率，该撂下时候撂下就是。可是，有些东西似乎撂不下。比如，生活观念和规划。啥时候结婚？生不生孩子？子女有子女的设计，父母有父母的想法，一深入交流，往往矛盾就出来了。难怪好些白领，每逢年关，又想回去，又怕回去。
又想竭力尽孝心，又想尽量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怎么两全？作家木心有句哲语，或可作破局的钥匙：“集中于一个目的，作种种快乐的变化。”
孝亲是目的，但实现的路径，可以作种种“快乐的变化”，非得脱鞋上炕唠嗑、打麻将，才叫陪二老？带爹妈出趟国、旅游旅游，带父母一起慢跑、健健身，甚至把老人家拉进群里，也感受一下“红包狂潮”，跟你一起玩手机，不也挺好？老太太不见得比你抢得慢！或者，陪老人家广场舞一回，感觉也很另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这是生活智慧。
同样，好好过日子是目的，可生活环境不一样了，也得允许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老人接受这个变化，可能比接受玩手机要难些——他们那个时代，晚婚甚至单身、丁克，这些路走的人确实少，有疑虑也属正常。如果想说服父母，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展示自己在新路上的矫健步伐。换了条路，但照样快乐，过得生龙活虎，父母或许就容易接受些。
一位博士生的回乡笔记在朋友圈流行。笔记记录了乡村发展的困难、知识在改变命运时的无力感。很快，一位高校青年教师也贴出了自己的返乡感受，认为“城镇化进程，实际上给多数人带来了更多机会，而不是相反”“读过大学的人相对而言会有更高的成长空间”。视角不一样，看到的情况不一样，这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肯定城镇化的成绩和正视乡村的困难并不矛盾，应该奔着城乡协调发展这个目的，分别努力，以求新变化。
还是说过年。我们正在进行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跨越，社会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用30年前的标准看，现在年味确实有些淡了，亲族相聚的时间也短了，但也不必过分担忧。关键在于，和谐、友善的过年目的不要变，找出新的路径，让变化成为“快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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