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小公章”的大变迁

不起眼的一枚村级公章,在农民眼里却是公权力的象征。村级公章管理是否规范到位,关乎“微权力”的运行是否规范、廉洁,关乎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能否在基层落地不走样,更关乎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从对村级公章的管理入手,把“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郭勒木德镇面积2.66万平方千米,有多半个海南岛大,所辖既有农业村,也有牧委会,其中有一部分位于城乡接合部。该镇的人口不仅超过了海西州的一些县,而且流动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近三成,各种利益交织,曾有很多人都想通过那一枚村级公章来为自己获取一些利益。

长久以来,和全国很多农村牧区的村子一样,郭勒木德镇的村级公章管理松散、使用混乱。郭勒木德镇城北村党支部书记汪红林在村里长大,自小就目睹了公章管理的种种乱象以及由此对干群关系造成的不良影响。汪红林说,在农村,无论是落户、分户、申请宅基地、申请护林员岗位、申请临时救助或困难家庭救助、享受各项惠农政策,都需要加盖村里的公章,可以说,村级公章怎么盖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但在以前,郭勒木德镇各个村的公章,装在村干部的包里甚至拴在村干部的钥匙链上,或者干脆锁在村干部家的柜子里。那时村干部不坐班,村民要盖章,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还忙着呢,你晚上到我家里来。”村民去村干部家,又不好意思空着手,得拿上烟酒礼品。久而久之,盖公章无形中成了一些村干部吃拿卡要的由头。也有深谙个中门道的村干部,换届前在若干空白纸上盖好公章,离任后依旧给一些村民出具“证明”。凡此种种,都给村级事务的管理造成了混乱。盖公章成了某些村干部输送利益、谋取私利的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郭勒木德镇党委、纪委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给各村两委班子成员定了规矩,村干部不能再把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印章带回家,加盖公章、出具证明必须在村委会办理,而且村干部必须轮流坐班,让前来盖章办事的村民能够找得到人。

2017年11月,按照格尔木市委、市纪委关于提升基层治理科学化水平和专项治理“微腐败”的工作要求,郭勒木德镇开始以规范村级公章为抓手,治理村级“微权力”。镇里统一印制了村级便函,由镇党委审核备案。记者看到,便函不仅有存根、统一的编号,还要填写申请人、签发人和签发时间,在存根和正页的分界处,还印有一枚用来防伪的红色指纹。每一次出具证明,都要在专门的本子上作登记。在城北村,截至目前已经用规范后的便函开具了49张加盖了村级印章的证明。

“现在的村级证明公开规范,做到了张张留痕,事后有迹可查,真正管住了村干部手中的‘微权力’,防止了‘微腐败’的发生。”格尔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永庆说。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强化专项治理“微权力”工作实效,格尔木市纪委今年又新打造了“益村廉农”党群综合服务手机App平台,在平台上公布了办理各种涉农事务的法律依据、办理条件、所需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收费标准等。

“这样一来,办哪些事情需要开村两委的证明、哪些不需要,村民们在手机上都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要求村干部在权限之外开证明了。”郭勒木德镇城北村村民韩洪福说。

郭勒木德镇纪委书记叶发森告诉记者,随着全市“益村廉农”党群综合服务手机App的技术手段运用,现在已经具备了在网上开具村级证明的条件,以后村里开的证明上,会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只要一扫码,就能显示证明的真假。而且通过手机平台,证明是哪个干部开的、给谁开的、内容是什么、何时开的,不仅村镇干部能看得到,全体村民都能看得到。这样一来,就把村级公章的管理完全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用技术手段有效预防了“微腐败”的滋生。

海西州纪委常委、州监察委员会委员贺建忠介绍,海西州纪委从2018年初在全州范围开展基层“微权力”治理工作以来,全面梳理权责清单,厘清权力运行流程,推进权力公示公开,构建权力监督体系,强化廉洁宣传教育,严查基层腐败案件,有力推动了“微权力”的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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