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岩记史：欧亚文化相接——《青海印记 岩画史诗》系列报道之三
位于格尔木市境内的野牛沟岩画是我省发现较早的岩画点之一，这处史前岩画点，反映了青海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这些岩画中折射出的文化信息，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上的岩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公元前1000年，一支古羌人的部落在一次狩猎之后满载而归。为庆祝这次成功的狩猎，先民们在昆仑山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功会，他们连臂踏歌，顿地为节。随后，这样欢庆的场景，被部落中的一位“艺术家”用石刻的方式记录在了岩壁上，成为了人们追忆那段古老岁月的凭证。
岩画存疑：
古羌人狩猎使用陷阱？
定格下这一幕的古羌人所居住的地方，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东北约130公里的昆仑山中，这里被当地人称为“野牛沟”。考古人员踏足这里时，曾经令“逐水草而居”的古羌人驻足留恋的草场，已不见了水草丰茂、牛羊成群的景象。
经过三千年的沧海桑田，青藏高原古气候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野牛沟岩画所在的四道沟山梁一带的海拔也抬升至3900米左右，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
1987年，考古学家初次来到野牛沟，自此，这里隐藏的远古秘密，被一一揭去面纱。除了连臂踏歌的舞蹈形象外，还发现了诸多以狩猎、畜牧的场景为主的岩画。一些岩画上的图案由牦牛和猎人形象组成，可是猎人射猎的对象并非动物，而是几何图案，这种图案与如今草场周边的网围栏相似，也可以令人联想到捕猎用的陷阱。聪慧的高原先民，用这样独特的方法，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狩猎场景。
按照岩画在自然空间上的分布组群，野牛沟岩画被分成两组。第一组岩画镌刻在四道沟山梁南坡的花岗细砂岩上，共45幅画面，约250个形象。由于野牛沟岩画地处昆仑山深处，远离人群聚落，所以极少受到人为破坏，但由于地处高寒，特别是由于温差致使岩画大面积崩裂，许多画面漫漶不清，已经无法识别。即便如此，考古学家还是辨认出了牦牛、鹰、马、骆驼、豹子、狍子、狼、人、鸟首人、巫师等形象。第二组岩画点在第一组岩画点4公里外，一座小山丘将它们分隔开来。这里发现的7幅岩画中，就有在青海岩画学界非常著名的蹲踞式人形、连臂舞等形象。
野牛沟岩画中有一些车的形象，为断代提供了有力证据。据资料显示，这些车形象为两轮单舆独辕、轮辐为四根，两匹马挽车；有的仅刻凿出两轮与厢舆，或仅两轮。据当年参与调查研究的汤惠生先生介绍，这种两轮单辕战车主要用于战争、运动以及狩猎仪式等，在中原地区的流行时间为殷商至战国时期。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与野牛沟岩画中车的形象几乎一致，只是挽车的马被符号化了，仅由轭来代替。
雄鹰列阵：古羌人的飞翔梦想
在野牛沟发现了一组八个的“行列式飞鹰图”，这令考古工作者浮想联翩。
通常来说，“列队鹰”的形象很容易被误认为大雁，但是，考古学家根据青海岩画中从未出现过大雁的情况，并比对我国其他地区同期岩画此类形象，最终认定这幅岩画中的飞禽应当是鹰，之所以将鹰呈一字形排列，则完全是一种北方草原艺术风格。
“出于对鸟类飞翔能力的渴望，鸟纹常常出现在彩陶、鸟形铜铃杖首、青铜牌饰及骨管等专门用以祭祀或具有特定用途的礼器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乔虹介绍。正因为此，在青海境内古羌人创造的各支史前古文化中的文物上经常出现鸟形的艺术形象表明，鹰崇拜可能更能反映青海古羌人的鸟崇拜。
乔虹认为，在萨满教中，鹰被认为是萨满通达上下两界，疏通三界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鹰特殊的飞翔能力。岩画中鹰的出现，表达了先民们特殊的精神需求。后来由于佛教的传入，人们精神世界发生变化，鹰的文化内涵已被削弱和淡化，因此岩画中鹰的形象渐渐消失。
骆驼竞奔：高大陆上的驯养传奇
骆驼也是青海岩画中常见的动物。据乔虹介绍，虽然在鲁茫沟、巴哈莫力沟等岩画点都发现了骆驼形象，但以野牛沟岩画中骆驼形象数量为最多，约20个，几乎占青海岩画中骆驼总数的一半。
饶有趣味的是，不管是野牛沟岩画，还是其他岩画中，青海岩画中的骆驼形象都是双峰驼，即野骆驼。双峰驼原产于亚洲中部土耳其、中国和蒙古，至少在公元前八百多年就被人驯化了。
“青海曾是骆驼重要的栖息地，至今在乌兰、都兰、格尔木、德令哈等地还有一定数量的柴达木双峰驼。骆驼可以为人类提供驼绒、驼肉、驼奶等，还是良好的役畜，青海古代游牧民族对骆驼依赖性较高，这可能就是青海岩画中出现了数量较多骆驼形象的重要原因。野牛沟岩画中大量出现的骆驼形象，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了解三千年前青藏高原的经济形势提供了宝贵资料。”乔虹分析。
蹲踞人形：人神共娱的精神世界
在世界岩画史上，有一种双手半上举、双腿半下蹲的人形图案非常多见。这种形象，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及非洲北部地中海沿岸某些地区岩画中非常流行。
在我国的岩画中，蹲踞式人形只出现在青铜时代晚期。野牛沟岩画中就出现了这种形象。考古学家们将这些与狩猎、游牧部落有关的形象，认定为与萨满教有关。这些形象既有风格写实的，也有风格抽象的，有些在人形旁边还刻上一个脚印，这种形象多见于哥伦比亚河两岸。关于这种形象的内容，也是考古界和美术界长期讨论的，到目前主要观点有三种：蛙纹、人纹和生殖崇拜。此外，也有学者明确地将其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相联系。
连臂踏歌：与彩陶盆相似的舞蹈雏形
野牛沟先民刻下的连臂舞形象，由于年代久远，已风蚀严重，但有5个舞者形象较为清晰，考古学家推测，这组形象应当有六个以上舞者。虽然制作粗糙，但他们手与手相连，双腿分开，呈连臂舞状。这些动感十足的形象带给考古学家极大的震撼。
汤惠生先生说，野牛沟岩画发现之前，在青海省还没发现过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之间有什么继承或渊源关系，野牛沟连臂舞蹈画面与大通、宗日发现的马家窑彩陶上的舞蹈场面非常相似。“不过，更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马家窑彩陶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文化，野牛沟岩画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文化，两个连臂舞在时代上的差异和形式上的相同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巧合？抑或其间维系着一条古老的文化线索？”汤惠生先生在《青海岩画》一书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三千年后的今天，野牛沟曾经的繁荣已经不再。但通过铺陈在那些亘古不言的岩石上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史前之风；也正是在这里，横跨欧亚草原的北方草原岩画文化，与青海河湟古文化之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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