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湾的守护者
乐都县往东17公里，是柳湾村。柳湾村有个以展示彩陶为中心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背后有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伸出墙外的几株枝叶是杏树，已经开过了花，正在结果。这是柳湾博物馆工作人员王国顺的家，因为他，我对柳湾的彩陶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夏天，和朋友去柳湾博物馆，原本是打算自己看看的，却遇到了一位热心的讲解员。他是地道的本地人，讲出来的话也是当地口音，我担心外地来的朋友听不懂，结果，担心是多余的。朋友和我，很快就被他精彩的讲解吸引住了。
这是一种充满激情，富有活力，认真细致，发自心灵深处的解说。虽然不如受过专业训练那般严谨、科学。但是，却更能让倾听者心领神会。而且他的乡土气息浓郁的口语化表达，不但没有约束他在表述过程中情绪的表达和思想的跳跃，也无法抑制他对他所热爱的事物的尽情描述和发挥。他陶醉其中，引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进入庄严的殿堂，一次又一次徜徉在远古文化璀璨的星河里，仿佛让我们看到了那遥远的、绿色的源头，我们的祖先艰苦、乐观、奋进的生活场景。
我断定，这位看起来平常、朴实的讲解员，一定有着不平凡的经历，有着与柳湾彩陶密切相关的往事。他的神情和他的内心一样，感情充沛。
王国顺是柳湾村二社农民的儿子，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弟妹。像所有的农民一样，王国顺的父亲吃苦耐劳、善良厚道。但是，他又是一个聪明而有远见的人，不像村子里其他多子的父亲，只知道让孩子拼命挣工分帮自己养家糊口。
1974年，在柳湾村子的后山上发现了半山、马厂、齐家、辛店四种文化并存的墓葬群，出土了许多色彩柔和、纹饰繁缛、器形多样的彩陶。这无疑像晴空里的一声春雷，让柳湾人个个激动不安，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平日里耕田时偶尔发现的被他们滚来滚去的“版布鲁”会有说不清的文物价值。不久，村子里住上了考古队，有青海文物局的，也有中国科学研究院考古所青海队的北京专家。为了帮助和支持考古专家对柳湾墓地展开发掘和整理工作，村子里派了几名有文化、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协助考古队工作。这原本是没有王国顺的，一般来说，村子里不抽家里的老大，因为老大是父母的好帮手，更何况王国顺是个初中毕业生，不够条件。但王国顺的父亲很执著，并且愿意承受失去大儿子这个重要劳力的辛苦。村长不得已答应了。
1975年，王国顺进了考古队，那一年，他19岁，比他早一年进考古队的还有一个高中生、一个正在柳湾下乡的知青。
从那时起，长长的白日里，从山下到山上，从山上到山下，王国顺忙碌、快乐的身影就再也没有和这片神秘、幽怨的土地分开过，即使在无奈中离开柳湾，也是因为他的不易破灭的幻想，他想名正言顺地留在柳湾，守在柳湾，让更多的人知道柳湾，了解柳湾。
考古队的工作技术性很强，非常艰苦。头几年，考古队的主要任务是勘探、发掘和整理。王国顺是勤恳的，他除了做自己分内的体力活，还千方百计地学习、钻研有关考古方面的知识，并且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每天清晨，太阳从云层里出来了，绕在山尖的一层薄雾像绸缎一样润泽。这正是考古队员上山的时刻，年轻的王国顺紧紧跟在刘溥老师的身后，扛着测量仪，背着照相机，精神抖擞地走着。
起初，王国顺只能站在考古队其他队员的身后，看人家怎么摆弄仪器，怎样量等高、定位。如果上午光线不是很强，还没有那么吃力，可是遇到大热天，刘溥和马兰老师就不能够长时间地盯住测量仪了，因为阳光的刺激，他们的眼睛生疼，不停地流泪，什么也看不清楚。可是，王国顺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却出奇的好，不怕强光，不怕风，也不容易疲劳。再加上两位老师的指点，他居然学会了测量。这让王国顺惊喜万分，他觉得自己在考古队真的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墓葬被发掘后，重要的是记录、清理工作。那时候，考古队用的还是120的相机，黑白卷。每天，都需要从各个角度拍下墓葬的原貌，然后再细细地分类、做记号、入库，工作量很大。王国顺看到赵生琛老师忙得喘不过气了，就又萌生了学照相的念头，一得机会，就拿着相机欢天喜地满山跑。一个农民的孩子，从小就没离开过农村，别说照相，连见都没见过啊，王国顺的心急急地跳着，脚步像兔子一样灵巧，蹦上蹦下，拍了一张又一张。回到住地，正当他洋洋得意向老师报喜时，才发现自己忘了过卷，根本就没拍上。吓出一身冷汗的王国顺，趁着老师还没有发现，就又奔到山上，重新拍了一遍。结果，晚上冲洗出照片，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这样，王国顺又学会了拍照。
现在的人能体会到上世纪70年代一个年轻农民的心吗？那时候，来到柳湾村的考古队，就像春天里的一缕阳光拨动着王国顺的心。他细心地观察着每一位队员，每一件对他来说都充满诱惑的工作。中午，人们都休息了，他坐在地上，反复琢磨绘图员的绘图工作，可这是一个硬功夫，讲究的是基本素质，没想到的是，王国顺又硬是靠着艰苦的毅力把它掌握了，而且画得又细致，又准确。
在村子里，王国顺原本就是一个性格极好的人，因为增添了信心，变得更加快乐，更有进取心了。同时，这也让他的父亲感觉到，当初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
从1975到1978年，考古队共发掘1700多个墓葬，在这个过程中，王国顺不仅参与了测量、记录、发掘、绘图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后期的整理过程中，他还统计了分布在1000多件陶器上的319种符号，并一笔一画地记在了硫酸纸上。当我们的考古专家、学者看见这些符号时，惊讶地认为，这些符号有可能是先民最早使用的文字，如果是这样，那么，汉文字的出现将比现在认定的时间早1000年。
由于王国顺的努力，他的绘图技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1979年，王国顺被派往北京，担任了由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辑的图书《青海柳湾》的绘图工作。这本书如实地记载了柳湾彩陶出土的现状和相关情况，科学地分析了彩陶在不同时期的分类和特点，成为研究柳湾彩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考古队这几年的发掘、整理作了圆满的总结。三个月后，这本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但是，这本书里，发掘工作人员的名单上并没有留下王国顺的名字。因为王国顺不是一个正式的考古队员。为此，他难过了很久。
从北京回来后，王国顺回到柳湾村二大队继续务农。离开自己热爱的考古工作，让王国顺没有了着落，像掉了魂似的，提不起精神。青海考古队的刘溥和赵生琛老师也深感可惜，觉得不能让这位锻炼成熟了的考古队员荒废了业务。1981年，他们推荐王国顺，这位具备了丰富经验的考古队员去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承担文博工作，参加了宗日、沈那、伏俟古城的发掘、整理。1986年他的足迹又遍布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和其他同志一道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文物普查，获得了先进个人的称号。
那几年，王国顺远离柳湾，顾不上家，正式转正之前仅拿70元工资，而最早是以一天5分的标准拿工分的。1985年，王国顺取得的突出成绩，让他终于得到了转正，工资也涨到了100元。
1997年的春天，王国顺终于从海南藏族自治州调回了他梦魂牵绕，一刻也无法忘记的柳湾彩陶研究中心，在业务部工作。陆晓华馆长上任后，王国顺被任命为业务部主任。虽然单位给他在西宁分了住房，可是，他依旧愿意住在柳湾，喜欢一睁开眼睛，就能听见柳湾的每一棵树梢上雀跃的小鸟的叫声，看见自己家屋后长年静默不语的大山......
今年五一放假，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又来到了柳湾。到的时候，正是中午，车子才开进大门，就看见了王国顺。他今年应该有五十七八了吧，可是模样和几年前是一样的，身板结实，音色悦耳，眼睛也依旧那么明亮。当然，让我更加高兴的是，他还能认识我。我们一同走进博物馆的大门，一股清凉之气扑面而来，王国顺用遥控点亮沙盘上的指示灯，立即进入状态，开始了他热情洋溢的解说，神情与目光和两年前一样，充满着诉说的愉悦和自豪感。
经过多年磨砺，王国顺把心里积淀下来的知识和经验，把他心中郁结的各种情愫和欢乐都交织在他酣畅淋漓的表达中。不管是面对好奇的小学生还是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他同样真诚、同样认真；不管是面对一个观众还是上百人的团队，他永远像第一次为大家讲解一样兴奋激动。作为讲解员，他是称职的，作为一个考古队员，他是尽力的。他是那么的熟悉和酷爱他眼前的每一件收藏品。而这些展示在博物馆的每一件陶器，每一件珍宝，都是经过了他的手，经过了他的心的。多年前，他曾经不无遗憾地把它们一一封存在黑暗、潮湿的仓库里。而现在，它们是那么荣耀、那么骄傲地被摆放在展柜里，在聚光灯下，接受着人们对于那段古老历史的畅想。这些陶器，不仅仅展现着原始先民们极富想像力的艺术才华、精湛的制陶工艺、美妙的构思和审美表现力，而且呈现着原始先民们在那遥远的年代自然朴实，快乐又神秘的生活……
黄昏，和王国顺一起走上去柳湾遗址的山间小路，一路上，他不时地停下来，同过路的村民亲热地打着招呼，谈论着大棚里正在成熟的辣椒和地里急需浇水的庄稼。一阵轻风吹起了他胸前黑色的领带，在快要落山的夕阳下，黄色的泥土与身着西装的王国顺，并没有让人感觉不适的反差，反而让他显得更加真实，更加淳厚。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管他以何种姿态行走在这片大地上，不论他在什么时刻，以怎样饱满的状态站在展台前向参观者讲解，他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柳湾人。一个用心守护，用情去温暖柳湾的人。王国顺用他的目光与终身的坚守向世人证明，青海柳湾彩陶对柳湾，对新石器时代，对人类文明所走过的这段漫长之路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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