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生灵的“救护神”
素有“野生动物王国”之称的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无人区，在这片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可西里曾经是野生动物的天堂。
上世纪80年代，盗猎分子的枪声打破了可可西里的宁静。由于盗猎猖獗，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一度从原来的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成为国际濒危物种。
1994年，索南达杰在太阳湖畔为抓捕盗猎分子壮烈牺牲。从那时起，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一起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一群群热血男儿前仆后继，走进可可西里，用生命之躯守护着可可西里的生灵，创造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1995年，青海省政府批准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997年又将它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多年来，30多位高原汉子勇敢地肩负起了巡山的重任。经年累月，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风餐露宿在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寒地带，打击盗猎、盗采，救助野生动物。管护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可西里的故事也在一茬接一茬地演绎。每个管护队员的后面都有一串感人泣下的故事。这里，我要讲述的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赵新录的故事。
知道赵新录的名字和名字后面一长串与可可西里藏羚羊有关的故事是9年前的事。2006年，我在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工作，那年院里承担了全省森林资源调查工作，7月份，我带一个调查小组到可可西里调查森林资源，在可可西里度过了艰辛而又充满快乐的15天。在调查森林资源期间，耳闻目睹了赵新录和他的队员们保护可可西里生灵的动人事迹。
我们到达可可西里之前，保护区管理局已给我们联系和安排好在每个保护站的食宿。那时只有靠近青藏公路的不冻泉管护站和索南达杰保护站有铝合金活动板房，其他保护站还都是帐篷。
当我和队员们调查到沱沱河保护站时，保护站里只有一个队员在守家，一问才知道，赵新录站长带着其他队员到前面的青藏公路藏羚羊迁徙通道护送藏羚羊去了。每年从6月中旬开始，雌藏羚羊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汇聚成群后出发，前往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产崽，8月份再带着新生的孩子返回三江源。每次迁徙，必须经过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在青藏铁路未建设之前，遇到藏羚羊迁徙，队员们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藏羚羊通过的公路边，找个隐蔽的地方趴着。而这时恰恰是路上车辆比较多的时候，藏羚羊经常被汽车截住或被汽车的喇叭声惊散。赵新录和队员们在藏羚羊即将穿越公路时，从公路两侧拦阻过往汽车，向司乘人员说明藏羚羊即将通过公路，请其稍停片刻为藏羚羊让道，让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看到藏羚羊穿越公路，大部分司机都会自觉地停下车耐心等待，也有个别司机急着赶路，不愿等待，赵新录和队员们就一再解释，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过往的旅客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很兴奋，有的下车拍照，有的还兴奋地追赶藏羚羊。赵新录就和队员们去做说服宣传工作，劝阻游客不能打搅藏羚羊，说它们处于临产期，不能在路上耽误，而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赶到卓乃湖和太阳湖畔产羔，要走一千多公里的路，去履行繁衍后代的使命。
在沱沱河畔的日子里，我每天都看到赵新录和队员们护送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铁路和公路，走向可可西里深处。看到被高原强紫外线长期照射形成的紫铜色脸庞和敦实的身材，以为他是藏族。开口说话时典型的乐都口音又显示他是汉族。从闲聊中得知，他1997年从部队复员时，正值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招收管护人员，他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了一名保护队员。2001年通过考试，被录为国家公务员，同年11月又成为保护区森林公安警察，2004年担任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站上其他几个队员都是藏族，大多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只有当地藏族，特别是经过部队锻炼的人才能在这个特殊的区域里生活和工作，也才能安得下心。即使是当地的藏族，在海拔5600多米的无人区长期工作和生活，身体也不适应。
和赵新录第二次在可可西里见面时，已是2012年的6月，我开始负责全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工作，需要随时关注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工作动态，特别是关注藏羚羊迁徙、产羔及管理人员的巡山活动。赵新录也调到卓乃湖保护站当站长。我们已成为老相识、老朋友，有事直接电话联系。若手机打不通，就知道他又去了卓乃湖保护站。
经过近20年的打击盗猎和精心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逐渐变好，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日益增多，大规模的盗猎现象已多年不见，但少数不法分子偷偷进入无人区盗猎和采金的案件仍时有发生。可可西里三面环山，只有东边是开阔地，盗猎分子常从青藏公路向西侵入保护区。而采金者多数从新疆的阿尔金山进入可可西里。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和沱沱河保护站由北向南沿青藏铁路和公路一线排开，而卓乃湖则是惟一一个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保护站。保护站原来只有几顶棉帐篷，2012年换成了彩钢板房。每年的6月和7月，在藏羚羊产羔期间，赵新录带领队员们在湖畔一直守护着产羔的藏羚羊，当最后一只雌藏羚羊带着新生的孩子离开卓乃湖时，他们就护卫着羊群离开湖畔。
为了保护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家园的安全，除了藏羚羊产羔期在卓乃湖畔守护外，赵新录还要和队员们每年巡山七八回。2003年6月的一次巡山，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也使他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那是夏天，7个巡山队员在青海、新疆和西藏交界处抓捕盗猎分子。一开始，抓获两辆车、4个人。在提审过程中，得知还有另一伙盗猎分子。于是他们押着4名盗猎分子去追另一伙。追了2天，全部抓获。当赶到盗猎分子剥藏羚羊皮的地方时，巡山队员全哭了。700多只母羊遭到猎杀，现场有400多只，当时母藏羚羊怀孕，将母羊剥开，肚里的小羊已经成型。旁边的一股泉水，都被血染红了。
盗猎分子为节省子弹，在藏羚羊还没被打死的时候就剥皮。此刻，母羊肚里的小羊还在动。赵新录当时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血流成河。队员们都因没保护好藏羚羊而难受不已，不停地自责。赵新录说：“巡山多年，虽然抓过不少盗猎分子，但那次最震撼、最愤怒”。
在可可西里巡山，面对荷枪实弹的盗猎分子，队员们并不害怕，从加入可可西里巡山队那天起，他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可怕的就是陷车。在可可西里的夏季，大部分草原都变成了沼泽地。行车没有固定的路线，只能在草滩上凭经验走。即使经验最丰富的驾驶员，陷车也是常有的事。几年前的一次陷车，是赵新录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6月中旬开始，怀孕的母藏羚羊从四面八方迁到卓乃湖和太阳湖畔产羔，一批盗猎分子尾随而至。赵新录和队员们也驻扎在太阳湖畔为藏羚羊保驾护航，坐一辆卡车和两辆小车四处巡山。
当卡车行至布喀达坂峰时，车被深深陷入布喀达坂峰脚下的洪水河中。他们将车上所有吃用的东西搬了下来，卡车依然纹丝未动。没办法，他们就用石头围了个圈，在雨雪中过了一夜。当时又累又饿，浑身透湿，好容易才熬到天亮。
天亮后，赵新录和4名队员徒步返回太阳湖大本营。20多公里的距离，走了整整一天。那是海拔5000多米布满积雪的茫茫原野，每挪动一步都要喘一大口气，连续走上十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气。走到太阳湖大本营时，队员们全都得了雪盲，不得不在帐篷里休息了3天。
第四天，他们用两辆小车去营救大车，辛苦了一天车依然纹丝不动。最后，还是请在可可西里湖的地质队用两台卡车将大车拉出泥沼。大车开回营地后因油料所剩无几而不敢再用，只能靠两辆小车巡山。当一辆车巡至可可西里山的最高峰——岗扎日脚下时，不幸又被陷住了，挖了一天还是无法动弹。第二天早上8时，赵新录和另一名巡山队员只得再次徒步返回太阳湖大本营，一直走到凌晨4时。
此时巡山已20多天，油料和食物等基本耗尽。队员们在山里被困一星期后，只好用卫星电话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求救。待局里将油料和食物等送进山来，他们才又继续巡山。
在每年的巡山活动中，车辆陷入沼泽地和河流中几天出不来，已是家常便饭。近年来因雨水增多，河水猛涨，巡山的路上更是充满艰难坎坷。在无人区，每次巡山队员被困，都得经历一场生死大营救。有多少次被困，有多少次营救，队员们都记不住了。他们记住的只是在每次巡山或营救中，都少不了赵新录的身影。
日月穿梭，时光荏苒。转眼间赵新录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工作已经18年了。18年来，他每年都要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七八次。巡山的次数达500多次，行程达80多万公里，组织和参与破获非法盗猎、捕捉、倒卖和运输藏羚羊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107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2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违法人员353人，收缴枪支21支，子弹3万多发，查获作案汽车38辆，有效地打击了盗猎分子的嚣张气焰，还可可西里的生灵一片安详美好的家园。赵新录多次荣获全国、全省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称号。
保护区成立20年来，随着对盗猎分子、非法买卖藏羚羊皮和羊绒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藏羚羊数量已经恢复到近6万只。然而巡山并没有停止。恶劣的工作环境给赵新录留下了诸多疾病:关节炎、风湿病、腰椎间盘突出、胃炎……刚步入40岁的他过早地谢顶了。
“可可西里已经深刻在每个人的骨髓里，守护它就像守护自己的家。”这是赵新录和队员们共同的心声。 (本文图片由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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