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就是意欲命名世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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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牛利利,1989年生,甘肃兰州人。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硕士。现为哲学教师,就职于青海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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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期“特别关注”推出的是青年作家牛利利和他的作品。

牛利利,1989年生,毕业于兰州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现居青海省西宁市。作为文学新人,他出道不久即获得甘肃省第七届“黄河文学奖”。其小说作品富有先锋性和悬念感,于沉静朴素的文字中展示出年轻一代作家的艺术追求与精神轨迹。近年来,牛利利的小说《迷宫里的直播》《所有事物终将在黑夜起飞》《未曾命名的世界》《兰若寺》《请回答,黑洞》散见于《青年文学》《清明》《延河》《飞天》《广州文艺》《文学港》等杂志。在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85后”作家良好的创作势头。本期“江河源”副刊特辟专版,约请作家弋舟为牛利利撰写了评论文章,并刊登牛利利的创作谈及作品节选,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这位青年作家。

“零八年夏末……”,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以一个准确的年份来开篇,必然使得这个中篇更多的富有“写实”的品格。老实说,这并不讨巧。考虑到作者的年龄,他这样的青年写作者群体,被褒赏的方向,似乎总是在于“想象力”一路,评论者期待他们以青年奔突的血浇灌出一朵朵匪夷所思的花,以此,来矫正或者反击文学现场的平庸。于是,“三零零八年”之类的想象力,仿佛才具有了文学的“正当性”。那不仅仅是“想象力”爆棚的显明佐证,更接住了“未来已来”的热山芋。不是吗,已经有才俊们这么干了,也干得风生水起,作品写就,也有纵情阐释的余威,可以谈得很科学,可以谈得很哲学,就似乎,文学也有“先进性”的代表。这当然不坏,文学需要回应现实,既然未来已排山倒海地压迫过来,写小说的人是得露几手以示在场,以示对于此种人类重大命题,不能光由霍金们说了算。

“出租房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线,每夜我就读书写作消遣时光。只要不想到以后的发展,我觉得生活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倒也安逸舒适。”小说里的“我”是这么个性情。

这很不传奇,甚至有些温吞,像一根扔进泡面里的便宜火腿一样乏味。同样,这也并不讨巧。说好了的“残酷青春”呢?说好了的“愁肠百结”呢?那不是读者希望看到的青春小说的标配吗?大家读小说是为了体验别样的人生,将自己幻想性地带入,过一把跌宕起伏的陌生的瘾,谁愿意再重温一遍室友一般熟悉的泡面加火腿。这当然无可厚非,文学就是平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主义,只似乎,文学就不该是一副“倒也安逸舒适”的性情。

“你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叫做神正论,讲的是神和正义的关系。”这是小说里人物的对话。

好了,小说里还更不讨巧地谈起了“哲学”。我最近一次看到在小说里直接开讲哲学的作品是《应物兄》,这是李洱才能干的事情,至少,我是不大敢在小说里这么理直气壮地直接敲出“哲学”这两个字的,更遑论具体到一个如此专业化的“神正论”。这非但不讨巧,甚至犯忌讳。

……

屈指数来,这是一部不讨巧的中篇。

可我为什么将它推荐给了《西湖》?《西湖》为什么还收留了它?现在我受命给这个小说写点儿什么,于是不得不凝神琢磨琢磨。琢磨的结果是,就像最初我将它推荐出去的时候一样,对于这部小说,我压根不需要怎么说明它的“正确”,只需要凭着文学的本能反诘一番所有大行其道的“正确”就够了:相对于“想象力”的正确,不滥用想象力就不正确吗?写实对于年轻人是不正确的吗?想象未有的经验比忠实既有的经验更正确吗?坦白平庸比制造传奇更不正确吗?认真地说说“哲学”就不正确吗?难道把小说搞得油盐酱醋跟自家厨房一个味儿就正确吗?

……

好了,大多数大行其道的事儿其实都是经不起反诘的。

小说我读了两遍。第二遍读的时候,是在西行的列车上。高铁四个半小时的车程,恰好用来读一个三万字的中篇。车窗外是北方凛冬的萧瑟,真的是乏善可陈,真的就像一根扔进泡面里的便宜火腿一样乏味,一如小说的气质,它不是电视片里时代昂扬的解说词,它就是平铺直叙的时日,是我们时代大多数年轻人吃得饱穿得暖高不成低不就的本身。可阅读的感受竟第一次让我觉出了“平铺直叙”的好。这就不得不回到老话题——小说语言的重要性。这部小说的好,首先就好在了语言上。它几乎毫无疙瘩,流畅得仿佛我正乘坐的高铁。它非但没有在情节上刻意渲染“事故”,而且在语言上也绝无制造“事故”的炫技企图。

年轻的牛利利太平静了,他平静地说出了他所感知到的一切,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长吁短叹,即便写到了死亡,也以“工地上一时变得十分安静”来收拾局面。但这种平静全无那种中老年式的老练,它依旧有着年轻的、青草一般的气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平静还不乏单纯,就像主人公从书本里获得了“哲学”之辩证、从生活里经验了世相之浑浊后,依然安静地聆听“只要工作踏实,为人正派,就不怕有大的问题。”这种简单乃至简陋的教诲一样。

世界在这部小说里是有待“命名”的。于是,先验的一切都变得无效,至少是变得不那么可靠。死了人就一定要大张旗鼓的悲痛吗?哦,这种经验还有待形成,要知道,在小说里, “未曾命名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呢?那个世界里将死亡叫做什么?”在一个“死亡”都尚未成为坚固意识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是牢靠的和可以服从的?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会感到犹疑:如此在小说里明火执仗地开列哲学命题,“正确”吗?可是,随即就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大喝:小说躲避哲学就一定“正确”吗?喏喏,原来,“小说”也可能未曾命名,也有待我们于辩难中不断地为之塑性。

在那个我所认知的“小说世界”里,至少,牛利利处理好了庸常与超拔之间的关系。譬如,他“正确”地没有自己跳出来玄思虚无,让“我”在“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的世故里度日,却同时旁观与理解了有人在未曾命名的世界里的漫游。我更愿意将此认作是小说意识的胜利,起码作者在技术环节已经达标。直接让主人公替代自己去扮演天问者的角色,那需要加缪的笔力,牛利利老实地站在了自己的能力中,丝毫没有踮起脚尖去捕风捉云的妄念,于是,反而获得了平静的语言、单纯的态度,如同一个天性诚恳的少年,规规矩矩地趴在天文望远镜的镜头后面,看到了不甚规矩乃至有失诚恳但却迷人的太空。不错,我想要说的“小说意识”和“小说技术”,不过就是——老实。因为,在如今我们这个已经被牢固命名了的“小说世界”里,“不老实”的家伙实在是太多了。而读过这部小说,我愿意重新定义我的小说观——小说就是意欲命名世界的努力。

关于“努力”,小说中有如下的对话:

我说:“工作就是这样的,做什么都得和大家一致。大家努力,你起码得有个努力的样子,大家荒废时光,你也不能太积极。”

孔雪笠说:“真是奇怪的逻辑。”

没错,真是奇怪的逻辑。

责编:顾植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