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三江源(中)

杰桑·索南达杰是一个里程碑。

他为开发黄金和盐走进可可西里,却为保护藏羚羊种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0岁。将可可西里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是索南达杰的一个梦想。他生前已经在为设立自然保护区积极奔走,已经组织力量绘制了一幅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规划图,那是这个保护区最初的蓝图。

可是,这个梦想最终成为遗愿,他没能活着看到可可西里成为自然保护区。如果他没有牺牲,可可西里成为保护区的步伐会不会放慢一些,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牺牲加快了可可西里成为自然保护区的进程。

随后的日子里,由索南达杰的牺牲引发的一系列环保事件持续发酵,索南达杰、可可西里、藏羚羊、扎巴多杰、野牦牛队等名字……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成为一个时代的启示录和显著标志,堪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启蒙,推动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进步。

他活着的时候,除了他所在治多县和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些人之外,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他牺牲以后的事。过去那么多年之后,不但知道他的人从未忘记过,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现在的可可西里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部分——约占国家公园三分之一多的面积,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写可可西里便绕不过国家公园,写国家公园也不能不写索南达杰。

以后凡是去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人只要到了可可西里,也都一定会听到他的故事。不仅因为索南达杰就在那里等你,还因为他的故事理应成为国家公园的精神财富,永久传颂。

就像国王峡谷国家公园传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统帅格兰特将军的故事一样——很多去过国王峡谷的人,未必会记得他后来还当过总统,但一定会记住,曾有一个国家公园以他的名字命名。

最初以格兰特将军之名命名的只是一片巨杉林,1890年设为格兰特将军国家公园,是美国最早的国家公园之一,1940年并入国王峡谷国家公园,那里生长着目前地球上最高大的红杉林。

据约翰·缪尔的描述,最大的一棵巨杉的树龄可能已经超过了4000年,直径可达40英尺。他是从这棵红杉树的树桩上数出它的年轮的。因为树的底部被火烧去了将近一半,他用了一天的时间锯下烧成木炭的表皮,一直锯到树心,借助放大镜来数年轮的。

想起那些红杉林,顺便提醒大家记住的是,虽然美国是全世界最早将大片国土划为国家公园进行严格自然保护的国家,但是,它无疑也是世界上最早对大自然进行过最严重破坏的国家。随着殖民与国家发展的巨大需求,包括红杉林在内的很多自然遗产惨遭破坏。

约翰·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里写道:“它们在海拔4000至8000英尺高的地方,沿着北美西部山地的西侧,形成一个时断时续绵延250英里的林带。那些重得难以处理的巨大圆木被人用火药炸成易于加工的大小。因此很大一部分最好的木材被炸碎和毁坏了,而那屈曲盘结的巨大树冠则作为废物付之一炬,其覆盖范围之内的树木,无论大小都被大火焚毁。”

以致不得已,开始设立国家公园时,包括红杉林在内的每一片土地都得由国家从私人手里购买其所有权。约翰·缪尔继续写道:“尽管如此,这一树种还没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它已被栽植到欧洲的很多地方,并在那里茂盛地生长,而原始林中最为壮丽的部分已被辟为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然而,没有一棵红杉生长在任何一座国家公园里。迄今为止,就我所知只有通过接受捐赠与购买的方式,政府才能使1英亩这种美丽的森林回到自己的手中。”

可可西里没有巨杉——也许曾经也有高大的林木生长于斯,2019年夏秋,因卓乃湖湖水上涨溢出,部分湖岸被冲垮,恐危及青藏铁路和公路,曾疏浚古河道,古河床曾发现掩埋地下的高大树干,但是现在的可可西里没有树木。

可可西里没有树木生长的历史可能已经持续了几百万年,那棵埋在古河床的树干很可能是几百万年前最后一片森林的地下遗骸。

索南达杰只活了40岁,他当然没有见过这棵在地下掩埋了几百万年的树干。而在人们的心里,他依然活着,也许会一直活着,像一棵树。在作为国家公园的可可西里荒野,活成一种精神。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文明史诗。

一路走来,三江源一直处在国家保护自然生态和改革探索生态文明之路的前沿阵地上。它不仅承载着三江源自然生态保护的光荣历史,也是中国不断走向生态文明之路的光辉足迹。

为什么会是三江源?

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不可忽视。那就是,包括三江源在内的青藏高原民族文化生态的独特贡献。可以肯定,生态文明必将是未来人类或者地球文明的根本遵循,极大地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必将是未来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理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让当地社区和牧人成了生态保护的主体,与国内外不少地方将原住民视为生态压力和环境威胁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17211户牧民,每户都有一名家庭成员是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让三江源的牧民从草原的使用者变成了守护者。他们曾在这里世代游牧和生活,这里原本就是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的家园变成了国家公园,会变得更加美丽,这自然也是他们的福祉。

而且,他们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的第一代“园丁”,他们要细心呵护的却已然是自己的家园。他们还肩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要把一个完整性、原真性再也不会受到任何破坏的家园交到子孙后代的手里,让他们继续祖先们延续下来的家园梦想。人地关系由此进一步改善,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关系正在形成。

这无疑是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光辉典范,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成功案例,具有世界性意义和普世价值。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在自然生态的保护方面,他们的确曾走在前面,但他们最大的失误就在文化生态的破坏上。

黄石是美国乃至世界设立最早的国家公园,但那里曾是印第安人的家园,为了建国家公园,美国政府将园内土著全部迁离,以保护传承自然遗产。过了一百多年,美国人发现,没有原住民文化生态的国家公园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想让曾经的原住民重新迁回故土,恢复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可是,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也没人愿意回去。这才发现,一百多年前造成的历史缺憾,将再也无法弥补。

三江源国家公园乃至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的建设,将对整个世界和未来的人类文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重要的启示。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来自青藏高原的中国智慧。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广泛关注,饱含深情和慈悲,充满生存智慧,为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不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源自世界东方的智慧。

青藏高原世居民族一直以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对当下和未来的地球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源自地球之巅的文化启示。

三江源以及青藏高原世居民族一直坚守的生存观、栖居观、自然观,对生灵万物以及整个大自然满怀虔诚敬畏,已成社会风尚乃至民族文化的传统习俗。因为谦卑而心存感恩,从不敢肆意妄为,一种文化的基因根脉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并得以自觉遵循和世代传承。这在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日益尖锐的当今世界,堪称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能借鉴,推而广之,将惠及整个人类文明。

历史地看,文化一定是未来意义上国家公园的灵魂。人类因为与地球生态系统以及自然万物的共存、共生、共享而彰显文明精神——这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

对未来的地球文明而言,生态优先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理应长期坚持的文明发展观。“生态有自己的逻辑,它体现了自然法则的节律与和谐。”(李青松语)当人类文明的节律与自然法则的节律趋于合拍时,生态文明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全球共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地球文明的未来理想。

“国家公园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能被经济左右,更不能被资本左右。”“对于国家公园从业的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个立场就是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操守。那么,精神和操守是什么?——文化。”(李青松语)

而要有这种精神和操守,我们首先得从虚心学习和汲取当地深厚的传统文化做起——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必须本着人与自然永久和谐的目标原则,精心培育和建构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传统,为未来的人类文明赋予持久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由国际独立评估小组撰写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国际评估报告》也注意到了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据他们的观察:

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浓厚的文化底蕴,集中展现为藏族摩崖石刻、佛塔、嘛呢堆、雕像、神山和历史文化人物纪念碑等文化元素。这些多样的文化元素可丰富中外访客对国家公园的感受和体验,让他们对国家公园滋生浓厚的兴趣。

人类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数千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景观。三江源国家公园理应把文化景观保护纳入管理计划,力求做到在保护文化景观的同时,能配备足够的基础设施,便捷公众进行文化体验。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地域广袤,乡镇村野零星散落其间。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延续着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几近完美和谐的景象。未来,鲜活的藏族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应是国家公园文化资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化旅游正在全球蔚然兴起,前往三江源的人们,也会乐得与当地村民零距离互动,了解藏族的历史传统和民俗风情,购买当地的工艺品和产品。值得称赞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深知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其予以保留和传承,已达到自然资源保护与传统藏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目标。

我想说,这样的评价也是中肯的,且具有借鉴推广意义。正如这份评估报告中指出的一样,青藏高原或三江源是否存在过度放牧、野生有蹄类动物数量增加是不是导致草场承载力退化的成因之一等问题,“由于监测项目以主观经验为主,现有文献记录不充分,草场退化及其成因实证依据缺乏,导致草场退化的范围和程度尚不明确。”

当然,不能因为缺乏实证依据,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主观经验作简单的否定。

从我多年在三江源实地调查的情况看,我们一直习惯于从人类的角度去判断和分析问题,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即使在探索自然保护的方法路径时,也会首先着眼于如何保护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非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我们建设一道道网围栏围住牧场,使草场免受其他动物与家养牲畜争食牧草;我们不得已减畜休牧或禁牧,是为了保全人类最后的牧场;我们实施局部的生态移民,是为了更多人的生态安全……但是,牧人几千年的经验告诉他们:草原的退化绝不是因为放牧牛羊——局部的过度放牧例外,更不是传统的游牧方式,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牛羊畜群的存在和游牧,才让草原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不久前,一则来自《人民日报》CC讲坛的消息《用牧民的智慧修复草原,让有牧民的地方就有草原》,在网上颇受关注。它讲述的是一个叫扎琼巴让的藏族人治理沙化草原的故事。这个地方叫诺尔盖,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曾是青藏高原最好的草原。

那里曾有大片的沼泽湿地,后来为了放牧,人们挖渠排干沼泽。沼泽干了,草原开始退化、沙化。后来发现一些小动物,比如鼠兔也吃草,以为草原退化是它之过,又开始灭鼠,很多其他动物因之遭到灭除,包括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后来,又建了很多围栏,每家每户都有,父子之间的草原也有围栏,草原成了碎片,动物廊道被阻断。

可是草原植被非但没有恢复,还出现了大片沙漠。沙化、沙漠化草原的面积越来越大。再后来,为治理沙漠,又开始一遍遍种草,越种沙化越严重,牧草成活率极低,土壤被大风吹走。结果,不但没长出牧草,而且加剧了沙漠的扩张。

有一次,扎琼巴让他们偶尔听到两个藏族妇女说,草籽埋在沙子里面一点点就可以了,再赶很多牛羊进去,牛羊会把草籽踩进去。随后他们成立了合作社,一直用这种方法做草原沙化治理,但是沙化依然。

扎琼巴让认为是营养没跟上,肥料没有跟上。如果直接把牛羊圈在沙漠里,一千头牛一晚上大约会产生3000公斤粪便,一个星期的粪便足以养肥一大片草原……最终,他们用这种方法让一片片沙漠变成了绿洲,飞走的小鸟、蝴蝶和黑颈鹤又回来了……

扎琼巴让说,牧民是离不开草原、牛羊的,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实,青海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也曾是一个草原退化非常严重的县,至20世纪60年代末,全县80%以上草原沦为黑土滩。后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让那无边的黑土滩重新变成牧草丰美的大草原的。

生态系统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当然也是伦理体系。

自然生态的原真性、完整性风貌一直是人文生态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反过来,充满仁爱的人文生态也有益于自然万物的繁衍和永久保育,进而造福人类社会。

广义上的生态环境,理应涵盖整个大千世界,未来意义上的生态伦理体系也理应观照宇宙万物。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广义上的生态环境,除了自然生态,还应包括文化生态。如果说自然生态是大自然的造化,那么,文化生态则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们共同构建了地球生命万物及其生态环境的魅力景象。

从长远看,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或者说对文化生态多样性、原真性的保护传承,与自然生态的保护同等重要。如果说,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生态的保护正在或已经成为国民意识和国家意志,那么,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保护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由此可以肯定,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主要任务是,在现代地球文明尤其是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和恰当保护的方法路径,而不是去造一个景观或景区出来。非但如此,那里的一草一木最好都不要受到任何的变动。保护才是国家公园永恒的主题。

如果必须要做点什么,那也是尽可能促进原有自然生态的恢复,比如黑土滩的治理、沙化土地自然植被的恢复,以及此前因淘金、采矿等人类不当行为造成严重破坏区域的生态修复……

有鉴于此,早在2014年底,青海其实已经启动了设立一个国家公园的工作机制。最初的构想是,要新设立一个与以往已经设立的森林或地质国家公园等不大一样的国家公园:青海省玛多国家公园,也就是说要把整个黄河源区设立为一个国家公园,其涵盖范围基本上是后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黄河源园区。

随后,在跟中央有关部委协商沟通的过程中,又不断得到鼓励支持,才决定将其范围调整扩大的,先将长江源治多的部分区域纳入进来,随后又将澜沧江源杂多的部分也纳入里面。三江源国家公园“一园三区”的最初轮廓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江源成为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顺理成章。

2017年9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出台,这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基础,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目标,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制保障,强化监督管理,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这时,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进行了一年半时间的体制试点。

《总体方案》中的第九条“分级行使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是:

统筹考虑生态功能重要程度,生态系统效应外溢性,是否跨省级行政区和管理效率等因素,国家公园内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分级行使。其中,部分国家公园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其他的委托省级政府代理行使。条件成熟时,逐步过渡到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

按理说,试点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国家决策提供体制政策依据,但从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留下的一些细节问题看,后来《总体方案》中的不少政策性宏观表述并未能出现在试点方案里。比如:

统筹考虑生态功能重要程度,生态系统效应外溢性,是否跨省级行政区和管理效率等因素,国家公园内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分级行使。

要不,三江源区县与县、州与州,乃至省与省(区)之间跨行政区域管理就不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要是那样,现在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整体规划可能会更加完美,比如,“一园三区”架构中黄河源园区和长江源园区会更加完整,对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目标更加有利。因而更能体现国家意志,跨行政区域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则会有效避免,体制更加顺畅,机制更具灵活性,自然资源意义上的国土空间布局、保护管理权属及职责也更加统一。说到底,我们要建设的不是一省一区的一个公园,更不是一州一县的公园,而是一个国家公园,这是一项开历史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宏伟事业。

从现在的情形回过头去看,为了抓住历史机遇,顺利得到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政策机会,青海省委省政府是下了狠心和决心的。以致在给中央报批的方案中明确提出,只要让青海进行体制试点,新设立国家公园机构行政编制都由青海省内部自行调剂消化,无需新增人员编制等。

毋庸讳言——甚至可能有意回避了一些问题,比如跨行政区域统一规划会带来的一些矛盾。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黄河源头约古宗列并未划入黄河源园区、长江源头各拉丹东并未划入长江源区统一管理试点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体制试点开始以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一园三区”所涉及果洛、玉树两个藏族自治州玛多、曲麻莱、治多、杂多四县,将县属水利、林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草原等机构整体划归国家公园的缘故。这当然会给后来的体制试点留下意想不到的问题。

刘宁任青海省省长时,曾分赴黄河、长江、澜沧江做专题考察调研,这些问题也曾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随后,他还将思考所得写成文字。刘宁所见,切中要害,令人深思。

他在《长江源调研纪实》中写道:

长江源区生态保护体制亟需理顺。由于历史原因及地域差异,长江源区的部分区域,特别是在行政管理上存在争议的区域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在长江源区青海行政区划内,西藏自治区设立了雁石坪、色务、玛曲、布曲、多玛、永曲、玛荣、查当8个乡镇,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牧业生产、开展商贸等社会经济活动。考察发现,在西藏管理区域内,人员车辆活动,沿途极少看见野生动物出没。反观青海所辖区域,除唐古拉镇外,保护区内极少有人员车辆出没、放牧牛羊等现象,沿青藏线不时可见藏羚羊、藏野驴、狼、黄羊、鸟类等野生动物觅食嬉戏,生态环境良好。因此,探索建立长江源生态协同保护体制,消除碎片化管理弊端,在长江源区实行严格统一的生态保护政策十分必要。建议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建园时,将没有纳入体制试点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约古宗列、各拉丹东、当曲分区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同时将不是任何类型自然保护区,但自然、经济社会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类同的楚玛尔河流域、沱沱河流域全部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而实现三江源自然系统连为一片的原真性保护。

国际评估报告也有类似建议,调整国家公园边界,扩大其范围,将澜沧江源和长江上游南端至觉拉寺桥的区域划入国家公园;建议河流沿岸至少留出5公里的缓冲带,以保护河流生态廊道的景观和水质。建议将治多县多彩乡澜沧江与长江源起点处重峦叠嶂的苍茫原野纳入国家公园边界。

我在本书的前面也曾写到过,因为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也许当初我们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设计还不够完善,或者尚有待完善的空间,正如刘宁先生和国际评估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既然“一园三区”的构想可以进入体制试点,那么,“一园多区”应该也是一个试点的方向,至于几区为宜,当以实际需要而定。而且,每个园区规划面积的大小也当以具体情况而定,可大可小。我个人的观点是,在尽可能避开行政区划上人口密集区域中心城镇、经济活跃区域的前提下,园区面积尽可能覆盖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地理景观标志和国家重点自然景观。

避开人口密集的中心城镇和经济活跃区域,可缓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以减轻未来当地以及国家公园的生态压力。以腾出自然资源空间,将更多更具国家乃至世界景观价值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这些地方:通天河谷(连环大拐弯),河谷森林(千年柏树林)及尕朵觉悟(藏地四大神山之一),阿尼玛卿雪山(藏地四大神山之一)及黄河河谷森林(千年柏树林),年保玉则(藏地著名神山,被誉为“天神的花园”)及周边河谷草原和森林,囊谦澜沧江大峡谷及河谷森林,包括长江源多彩、治曲河谷……每一处都是具有世界景观价值的大景致,绝无仅有,无可替代。

《验收报告》也指出:

由于历史原因,三江源源头各拉丹东、当曲、约古宗列3个保护分区区域,分别牵涉省级行政区划和跨自治州整合管理机构的问题。划入试点区范围的牧民群众在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扶贫等方面得到实惠,且对今后的政策优惠抱有很高预期,对国家公园建设持积极支持态度。未能划入试点区的牧民群众(如曲麻莱县12个行政村、玛多县8个行政村),由于与入园牧民群众享受的政策差别较大,要求划入国家公园的愿望比较强烈和迫切。园内与园外政策的不同,形成对比,给管理带来不利。为确保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顺利启动并实现预期成效,部分生态区域在试点期间暂没有纳入国家公园范围,随着体制试点推进,区域生态未实现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问题逐步凸显。

《验收报告》也建议:

优化调整公园范围,实现生态系统完整保护。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物种栖息地连通、保护管理统一的原则,从国家层面通过评价论证扩大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至少将三江源源头各拉丹东、当曲、约古宗列3个保护分区纳入国家公园范围,以实现生态系统的更加完整保护。也可探讨以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为基础,将玉树、果洛、黄南、海南4个藏族自治州21个县和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作为整合设立后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边界。将其中的城镇(点状)和大型基础设施廊道(线状,主要是高等级道路)作为国家公园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管理,其余绝大多数面状区域作为国家公园进行管理。

也许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深入推进——全国已经有十个地方进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很快我们就会积累足够丰富的模式经验,整体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相信,未来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一定会更具有原真性和完整性。

毕竟,中国国家公园的历史刚刚翻开第一页。

如果这也是一种书写,那么,更精彩的叙事才要展开。

摘自《源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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