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书院：青海最早的书院
清中期以后，以注重研习儒家经籍、讲究学术文化为特征的书院教育开始在青海地区兴起，成为青海地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时任西宁府佥事的杨应琚在大通卫署创设的三川书院，乃青海最早的书院，虽然从创建至没落只经历了短短十余年，仍惠及古大通卫所辖今祁连、门源、互助、大通等地，民风丕变。
有关三川书院的记忆，我们只能通过史籍来追寻。然而，有关三川书院的记述廖廖，因历史的局限，或失于简略，或多有漏误，无法总览三川书院历史之全貌。然而，记者在众多典籍中淘洗出与三川书院有关的零星记载，试图循着历史的脉络，还原一段悠远的记忆。
三川书院今何在
提及三川书院的旧址，如今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门源回族自治县有着不同的说法。
让我们重温一下大通卫的历史吧。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朝军队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后，置大通卫。次年筑大通城(今门源县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移大通卫于今大通县城关镇。
这是使得三川书院的旧址存在争议的一个源头。三川书院究竟是建于大通还是门源呢？
据门源县志办公室马成云先生介绍，乾隆元年(1736年)，三川书院创建于大通卫署(今门源县浩门镇)，并成为青海最早的书院。十年后，当大通卫移卫治于白塔城(即今大通县城关镇)后，便走向没落。马成云说，经过考证，三川书院的旧址应在浩门镇，即今门源县政府所在地附近，如今此处经过多次规划，其故址拔地而起了一座现代气息浓郁的宾馆，古时炉香缭绕、诵读声绕梁的悠远气息早已荡然无存。
而马成云先生所说，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概况》一书中，得到了这样的印证——门源的教育起步于清乾隆年间，即以三川书院的设立为发端。
然而，大通县志办公室刘积顺先生对三川书院却有自己的研究：清雍正三年(1725年)，大通卫开始设义学，至乾隆元年(1736年)的十多年中，文教日衰，“学不加进，业不加修”。乾隆元年，为进一步发展地方教育，大通得到陕甘总督刘於义的批准，首先创建三川书院。乾隆六年，王洪祚乡试中举，于是全乡惊贵，人民渐知向学。
时间、地点、人物，面对这样一种说法，两百多年前三川书院的创建之地扑朔迷离，然而，历史已然成为过去，这已成为今人无法解答的谜题。门源、大通，如今这两个县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化多样、文风悠然，那么，再去考证当初的三川书院旧址何在，抑或想通过书院遗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来揣摩当初的境况，意义何在？！对于今人来说，两百多年后，寻访那一段早已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往事，或睹物作一番凭吊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书院教育凝聚的文化精神，已成为我省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杨应琚为书院拟学约
三川书院创建后，乾隆三年(1738年)，西宁府佥事杨应琚为了加强书院的管理，拟定了《皇清塞外大通卫三川书院学约》。这九条学约，从招生、学制、授课、学习方法、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管理等诸多方面加以严格要求，使书院管理制度化、学习生活规范化。
杨应琚在学约中规定，凡入三川书院肆业者或在义学读书，必须遵守朱熹所订白鹿洞学规和董铢所订的学则等，并且将规则抄录后贴在教堂墙壁，学生目睹心记，启发兴趣；凡入学就读的学生，要树立为国为民谋利的远大理想，不能为个人谋取利益，这样才能攻破学习中的一切难关，而学业日有所进；每个学生所读的经书不同，但是每天所读的篇章都要由师长写在书程上，师长和家长都要配合督促，完成每天进度，同时每月初一、十五两日衙门背诵宣讲，讲得好的奖励纸笔，不好的则要受到责罚，决不姑息迁就；家中如有大事，父亲或兄长向师长讲明原因，师长准假后，方可离开书院，对于故意逃学的，由师长移送至卫署，倘若父亲、兄长姑息迁就，就要受到惩罚；进入书院学习后，要严格遵守学校规定的行为、语言等道德规范，朱子《童蒙须知》每人要抄录在手，每日照章约束自己的行为，包括饮食、语言等，否则会受到责罚。杨应琚甚至要求学生每遇朔望(即初一、十五两日)要向师长跪拜作揖，并对学长行礼，学子相互路遇也要对揖严朔望之仪，谨晨昏之令。到家向父母兄长行礼，以养成长幼尊卑有序，庶礼让之风蔚起。
两百多年后，当我们读到学约，对清代尊崇孔道、推行理学的宗旨可见一斑。而这些，与杨应琚密不可分。可以说，杨应琚这位封建时代的官员，成为青海教育史上一个不能忽略的人物。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陕西分巡抚治西宁道刘洪绪在其所撰《大通卫改大通县、贵德所改西宁县县丞序》中，对杨应琚有如此评述：“……凡训农、通商、惠工、敬教、授方，任能诸政，靡不殚心力为之，而于劝学、尤加之意。设书院，招诸生，延师傅，立课程，勤勤恳恳，真如贤父保母之于其子者。以故我湟士民感激于中，发愤于外，风气为之丕变。”
这段不到百字的话，简要评述了杨应琚在青海任职时的功绩，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对青海教育事业殚精竭虑的史实。诚如我省教育界前辈赵仰仑老先生所言，虽然杨应琚的办学动机有着很大的阶级局限，但他对青海的教育事业实乃功不可没。
遵孔孟之道 作八股文章
三川书院创建后，延请了贡生或举人以上有功名的学士担任山长，招收读完四书、遵孔孟之道五经的生徒，以尊孔孟之道。并推行理学为宗旨，以考举业为主，钻研先正传文。要求生徒无论四季寒暑、昼夜唯勤，行圣贤之法，求诗书之精义，明忠孝之大端。提倡闭门潜修，同人砥砺之学风。并详请制府中丞刘公题准，每科岁考取文武生员3名，因“人文未广”而暂附府学。这在当时对大通卫的民众起到了劝学之用，此后，大通卫“文化臻多，风气丕变”。
大多数的明清书院是以八股文的写作及其相关知识为教学内容的，因为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士人博取功名的“敲门砖”。三川书院亦然。书院要求肄业童生学习写作八股文时，应先从掌握布局谋篇入手：单题首应专攻，次如上下偏全，长短理致，故典及全章大节，各题式不可枚举。总之，俱宜择先正传文，熟读数百篇以为矩。庶极情尽致下笔时，不至茫然无畔岸。尤贵明理、养性、为世通儒。
三川书院既然产生于封建社会，其必然带有封建教育的烙印。书院自创立之日起，就得遵照皇清规定，所读书籍“必是钦定、御定、御纂、御选、御批、御制”的四书、经史、诗文等书，禁读民间私藏的刻本，日常授课就以讲经、读经、科举考试为首务，很少有议论时事政治、研究形势气氛，以老师主讲、学生死记硬背为主，很少有自由讨论、集思广益、明确义理、积极主动的学习方法，是以封建社会基本政治思想、道德标准来教育学生的。
乾隆九年，大通卫移卫治于白塔城后，三川书院便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由于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义学、书院时兴时废，加上交通闭塞、文化晚开、人才奇缺、师资素质较差，效果甚微。乃至两百多年后，当我们试图钩沉那段历史时，才发现，它早已没入时代前进的洪流中，只留下星星点点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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