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考大学往事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毕业的学生们开始踏上人生的另一段崭新旅程。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记者采访了几位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大学生，听他们讲述当年大学求学生涯的酸甜苦辣。他们求学故事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兴许能给新生代大学生们一些启迪。
关青兰
1978年高考的互助县文科状元
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关青兰正在互助县第一中学上高二。那是1977年，许多人并未料到高考的恢复，关青兰也不例外，来不及做准备就被学校推荐进了考场。让关青兰记忆犹新的是，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想体验一下的关青兰在答完题后居然小睡了一会，虽然差几分与大学失之交臂，但这次高考给了她宝贵的经验。
“那时候应届生不多，参加高考的，往往是城里的工人，还有就是各村的干部。”关青兰刚满16岁，可在考生大军中，她只算“小字辈”，参加工作的结过婚带小孩的都加入了考生的队伍。七八年的春季，关青兰再次走进熟悉的考场，一举摘得互助县文科状元的桂冠，步入青海民院的大门，让她一时间成为家乡的名人。关青兰说，她的成功得益于两个人，父亲和语文老师的鼓励。
关青兰喜欢文科，那是一个哲学很吃香的年代，但是真的想找几本考试参考书，却是一件难事。好在父母都是教师，给她准备了一系列图书，供她参考。复习资料难找，生活条件也颇为艰苦，每天都是洋芋，饭要自己做，衣服也要自己洗，即便高考亦是如此。“当年的高考没有如今狂热，但那时的考生确实有一种信念，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学知识报答国家。”
刘桂香
生病误诊两次高考被刷
现已退休的刘桂香曾是青海汽车制造厂职工。1958年毕业于河北一所中学的刘桂香参加高考，被天津工商学院录取。说起高考，73岁的刘桂香乐呵呵地告诉记者：“那时候高考可不像现在这么惊天动地的，从家长到社会都高度重视。”
刘桂香初中和高中都在河北就读，她回忆说，当时班里学习气氛很浓，老师教得也特别好，特别是数学老师，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因为很多人都喜欢数学，所以班里还成立了数学小组，小组成员那时还自学了许多大学的数学知识。
老人说，学校的一个小图书馆让她记忆犹新，“图书馆就在学校边儿上，那时候家里居住条件都不太好，没有可以安安静静学习的地方，所以很多同学都是一放学就跑到图书馆复习，冬天很冷，图书馆中间生个炉子相对暖和一些。”
“我们高考时可不像现在，又怕噪音干扰，又是交通管制的，全社会都很关注，高考那几天和平常没什么区别。高考填报志愿都是我自己决定，家里没人给什么建议。”老人说高考前几天，自己也有些紧张，那几天特别热，所以她基本很少吃主食，主要是喝绿豆汤，再搭配个香瓜。
“由于感冒引起了咳嗽，检查身体说我得了肺结核，两次高考都被刷下来。第三次高考完我们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植树活动，之后就是等通知。”老人说她们高考时并不提前发高考成绩，录不录取只能等通知书，发通知那几天，她每天拿个小板凳儿坐在院门口等邮递员。“那天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递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被天津工商学院录取了，高兴得我直接跑到学校和同学汇报去了。”
王万友
考大学是为了吃饱饭
1961年，对于“身体浮肿、营养不良”的王万友来说，他的梦想实现了，考上安徽工学院，终于可以吃饱饭了。
在家排行老五的王万友回忆起当年高考一事，感慨万分。他说，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红薯为主食，磨成面，做成糊糊和面食。“我的胃经常泛酸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王万友说。那时候家离学校很远，只能选择住校。1959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食堂把摘下来的树叶切碎拌上一点面粉，做成菜糊糊或菜饼子，让学生充饥。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学生身体开始出现浮肿，起初的体育课只是做些简单运动，后来体力不支体育课被取消。那段时间，热爱数理化的王万友咬紧牙关克服了身体的极限仍坚持学习。
转眼间到了高三现如今的“高考冲刺阶段”，那时却没有太过紧张的气氛。据王万友回忆，高三仍然是以正常课程为主，只有最后两个月，才是高考复习时间。“什么专业今后就业好，这种想法压根就没有。当年我的想法是，考上了大学，就可以吃饱饭了。至于今后的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当然，时代特色必不可少：“所有学生的志愿表上肯定都少不了这四个字，‘服从分配’。”
没有警车护送，也没有父母相陪，家人都不在身边，王万友自己度过了高考的几天，如今回想，其中细节乏善可陈。五年的大学专业课程结束时偏偏赶上了“文革”，直到六八年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青海拖拉机厂。 “我的经历也说明，大学只是一个出发点，人的未来还要靠自己努力。”
刘锋
一家考出两个大学生轰动全县
提起1963年，躺在病床上的刘锋老人显得很激动，那一年对于“出身不好”的他来说，顺利考上北京矿业学院，是天大的喜事。老人说，1968年响应国家号召分到内蒙古，不久又来到青海，在青海省矿建工程公司退休。
据老人回忆，高中阶段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笼罩着全国。除每人每月有限的口粮以外，没有多余的食物可以充饥，每晚临睡前都是辘辘饥肠。那时老人最盼望也最伤感的是一个月能回家看看。回家的路途很遥远，每次都是大清早顶着星星出发走上120多里，累了坐下来喘口气，渴了喝自己带的水，那时路边一碗水才一分钱，老人说真是舍不得，家里条件不好，妹妹很小就学会了编织席子供哥哥上学补贴家用。路上的辛苦不必说，到家时天已经黑透，脚上全是血泡，第二天还要再走回学校。从那时起，决心要考上大学的信念一直激励着他。可家庭出身问题影响了他好多年，考大学要比一般人高几十分才能被录取，这种艰辛只有老人自己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六三年，老人如愿以偿。几年后，出类拔萃的弟弟也顺利考上兰州大学。刘家一下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是县里唯一的两个，这一消息轰动一时。
李建海
全校文科仅他一人考上大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刚刚恢复，是国内高中毕业生、社会各种同等学历学生考大学的一个旺季。那时候，如果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就会有一个打不破的铁饭碗。大学毕业以后国家负责按正式干部分配工作，有固定工资，比一个工作十年的工人工资都高，单位还有住房分配，解决了后顾之忧。这种公开的无人不晓的优越条件，激励着许多高中毕业或者应届毕业的青年学生，拼命地复习去参加高考。“我就是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下，考上了青海师范大学。”李建海说。
1979年，李建海第一次参加高考，总分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却没有被录取。李建海痛下决心：再考！毕业后的几个月，他边打零工边复习。转眼到了年底，西宁市教育局招老师，17岁的李建海报名成为一名地理老师，那时候的他抱着极度饥渴的求学心态，教课的同时不忘复习其他的课程。临近高考时，五六个人报名参加，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是否同意他们参加高考。等结果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谁也不知道命运的天平会向谁倾斜，他们都忍受着煎熬。会议一直开到很晚，当校长笑眯眯地告诉他们可以参加高考时，他们激动得欢呼拥抱。1980年的夏天高考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成绩出来后看榜时，李建海心惊胆战，他看了一遍，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细细密密的汗珠顿时悄悄湿透了衬衣，燥热紧张袭击着他，他揉了揉眼睛，再次像过筛子一样把名单仔仔细细地过了一遍，名字被筛出来那一刻，他长长舒了口气。是啊，太不容易了，李建海所在的高中是一所职工子弟学校，正式老师很少，教学不规范，学生就靠自己努力，那时的他非常羡慕在城里上学的学生。第一次高考的经历让李建海心里憋了一股子劲。李建海回忆说，哥哥有一个姓陈的徒弟，他是铁路上的工人，靠自学考上了北大，临走前来向师傅辞行，这件事让李健海羡慕不已，考上大学成为一种动力一直激励着他。那年，他们学校文科只有他考上了大学。
从1905年科举制废除现代高校招生制度初成算起，中国人的“高考史”已经有一百多个年头了。可以说，一百多年来，高考这个考场一直是公平度相对最高的一个考场，也是寒门学子改变人生的最好机会。多少学子在这个考场上发奋拼搏，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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