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石记事：湟源的千年风华
古人认为，石是最坚固永久的东西，铭石记事便成为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这种集文学、雕刻、书法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出现。在我省湟源县西石峡内，就有五处建造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石刻遗存，极具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在我省著名学者谢佐、格桑本、袁复堂编著的《青海金石录》中，收录了湟源县西石峡的佛尔崖雕像和石刻，这些记刻于石头上的文字和图像，是湟源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的反映。6月25日，记者与我省著名文史专家任玉贵先生一起寻访、领略了西石峡的石上风情。
大佛移石险途通
车出西宁，我们一路西行，往湟源方向进发。在西石峡口，我们寻访到的第一处石刻，便是位于佛尔崖的石刻“山高水长”。任玉贵先生说，这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0年)，丹噶尔抚边同知黄文炳所写，次年由丹噶尔厅书吏汪那炜督工镌刻于佛尔崖的。由于掩映在一片树荫之后，如不仔细察看，匆匆而过的路人很难留意。
任玉贵说，因佛尔崖所在鳌头山上的石窟内有佛雕，所以湟源民间习惯将这里称为佛尔崖，并且这里还有动人的传说：古时这里的山神土地搬来一座大山，妄想堵死道路，有一大佛闻讯赶来，用法力将石山托起，人马才从崖底通过。又传愚公到此搬山，感动山神，遂用人力将此崖托起，并在崖石上留下五指印。故有“奇峰奇石奇境界，惊耳惊目惊心魄”的说法。因此，后人便在佛尔崖底建造起了一座名为“海藏寺”的寺院，来供奉这位移石托山的大佛。
关于这样的传说，我们在《丹噶尔厅志》中查阅到了相关记载：鳌头山在城东二十里西石峡北，响河尔东，奇峰兀起，形似鳌头，临河一湾，如锦屏环杆，烟岚隐约，苍翠欲滴，峡水涨时，路被冲没，则绕道于此山之上，崖根石上古时镌有佛像，故构小殿一楹于其下……
1841年，安徽人黄文炳到青海赴任丹噶尔厅同知一职，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鸦片战争，黄文炳目睹了中国海防失守、国破人亡的惨境，他在路过西石峡时，看到这里人民生活安定，丹噶尔一片商业繁荣之景，不禁有所感触，题下了“山高水长”一词，“‘山高水长’这四个字不仅是对湟源山清水秀的自然地貌的称赞，更多的是在形容这里百姓的生活状态——富足、悠闲。黄文炳在湟源任上时，大力支持商贸活动，并采取了减少税赋的政策，促进了茶马互市的发展，湟源进入了商业兴盛的繁荣时期。”任玉贵说。
海藏咽喉留石刻
一路继续前行，我们相继在峡内看到两处“海藏咽喉”石刻，一处为清嘉庆五年(1800年)西宁兵备道鄂云布所题，民国七年(1918年)时，由丹噶尔选用知县靳学书重修；另一处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丹噶尔抚边同知封启云所题。
“这些石刻皆为行楷书阴刻，每字高60厘米，宽50厘米，镌刻在长约2米、宽约1.5米的花岗岩上。解放后修青藏公路时，鄂云布亲书的石刻被炸落滚入路旁的碎石中，今人难以再见其真面目，但由靳学书和封启云重修的这两块石刻至今保存完好，虽然经风沐雨百余年，但字迹清晰，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任玉贵介绍。
沿着西石峡一路前行，湟水盘流，碧峰屏开。盛夏时节，空山新雨后，这三处石刻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出柔和的光泽。护石人史生仓正在由靳学书重修的“海藏咽喉”石刻前察看，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大雨，他担心石基松动，导致石刻滑落。 今年67岁的史生仓是东峡乡国米滩村人，他告诉我们：“听老人们讲，原先这石头是在离这里二百米远的山里，由于修路，石头被炸下来滚落到路旁，之后才搬到这里的。石头上的‘海藏咽喉’四个字说明了我们湟源的地理位置的独特，说明这里自古就是交通要道。”
千年历史成就湟源辉煌
作为地地道道的湟源人，任玉贵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搜集、研究湟源的历史资料。因此，他对西石峡石刻“海藏咽喉”的理解更为全面、丰富。
任玉贵先生认为，湟源自古被称为“海藏咽喉”，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交通元素。湟中羌道、丝绸辅道、唐蕃古道、茶马互道、海藏卫道、青藏线道的必经之地，而西石峡更因为是西宁通往青海湖、西藏的必要之地。二是地理元素。据史书记载，西石峡位于“湟水中流，两山对峙”之地，其地理位置重要，在咏清诗选中，被称为“天门峡”的西石峡，就已经以险峻而闻名于世。三是军事元素。西石峡内的破羌墩、西川战役遗址等，都印证着这里曾是军事要地。“百余年前，大清王朝驻西宁的兵备道鄂云布为西石峡写下海藏咽喉，不仅是说明这里是交通枢纽，更是对其为军事重地的认可。”
那么，西宁兵备道鄂云布所题的“海藏咽喉”如今何在？早在1983年，我省考古研究学者陈晓存就在西石峡实地考察，当时，陈晓存曾三次寻找鄂云布亲书的“海藏咽喉”，在前两次考察中均未找到，访问当地群众时有人说“原刻有可能在采石时被炸了”，有人说“我活了五十多岁，从未见过此石刻”。在第三次考察时，陈晓存在当时的东峡公社下波航大队的七旬老人李德库的帮助下，找到了原石刻。在陈晓存撰写的《西石峡佛尔崖与石刻》一文中，他说道：“石刻埋在离佛雕200米的路旁的河滩里，由于覆盖土层过厚，我只挖了一半，露出的‘咽喉’二字和落款，足以说明问题了。”
消失了的石刻精品
任玉贵回忆，西石峡内另有两处石刻分别为“转危为安”“渠水活民”，但由于种种原因，已经遗落。
“‘转危为安’是宣统三年(1911年)丹噶尔知事康敷镕所题，因那时西川战役结束、湟源境内的黄会爆动已平，人民生活渐趋安定，康敷镕以此铭记。我小时候曾见过，四个行书大字字大如斗，原色阴刻。另一块为民国时期的‘渠水活民’石刻。当时西石峡里修了一条渠，不仅解决了百姓吃水问题，还浇灌了这里的良田。虽然这两块石刻都已难觅其踪，但它们都记录下了当时的史实，颇有补白之用。对史学界和考古界研究湟源的历史文化颇有裨益。”任玉贵说。
早在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松赞干布，刘元鼎出使吐蕃时，西石峡就成为联结今青藏两省区的咽喉之地，西石峡石刻虽然年代较晚，但也反映了这条山峡作为古代通道的重要性。现在青藏公路穿山峡而过，成为名副其实的官道通衢、公道咽喉。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历代文人在西石峡内留下了大量墨迹，形成了这一罕见的石刻文化走廊。百余年后，当我们再次领略这些西石峡里铭刻的俊朗洒脱、遒劲浑厚的金石遗存时，仿佛就是在阅读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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