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阅读:日寇军机西宁暴行录（上）
1941年6月23日，日本侵略者的军机从山西运城机场起飞，经河南、陕西、甘肃，向远离抗日战争前线一千四五百千米的西宁古城扫射、投弹、轰炸，使和平居民70多人伤亡，建筑物500多间被毁，给西宁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创伤。本文作者朱世奎先生世居西宁，时年9岁，历数年之功采记受害受难者的情况，以铭记历史。
古城警报
1941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是高原西宁古城难得的仲夏佳日。
上午11时许，突然，悬挂在东西南北四大城楼的四口大钟同时被撞响了，铛—铛—铛—铛，响1秒钟，停1秒钟，徐缓的钟声，给古城的居民带来了些许的骚乱和不安，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预备警报，说明日寇的飞机已经起飞，而且向西北或西南方向出发，大半是以重庆为目标（临时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再次就是以兰州（西北的枢纽，第八战区长官公署所在地）为目标，就是说不一定来西宁，因此绝大多数人是平静的。不料到11时30分许，却响起了铛铛—铛铛、铛铛—铛铛的钟声，每“铛铛”占1秒钟，这是正式警报的信号，说明日寇飞机已飞离兰州地区上空，（一说为日机沿黄河自东向西经贵德、龙羊峡上空至西宁，西宁电影院前经理傅坚中先生持此说）向西宁方向进发了。人们开始准备逃避了。父亲指挥母亲出城躲避，他自己坚守在家里。母亲抱起我只有半岁的弟弟，一把拉起我从家中跑出。我家坐落在西宁市南玉井巷中段南侧，出门向西一百多米便是北大街。刚出巷口，只听见北城门的报警钟铛铛铛铛地大约以每秒4次的频率连续不断地响了起来，这是紧急警报的信号，说明日寇的飞机马上就要飞临西宁。古城北部惊慌失措的人们从府门街、隍庙街、香坊巷、后马场、南北玉井巷等纷纷涌向北大街，万头攒动冲向大北门。当时的大北门有两道城门，其间的瓮城向右拐弯，然后通过一条东西向的六七十米的大慢坡，再分两路，或一直朝东进香水园，或过官沟桥到围城土路上。我们沿官沟向西走了三十多米，又慌又累已经走不动了，就坐在官沟沿一棵直径四十多厘米的大柳树下歇息。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日寇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听到了机枪扫射的啸声和炸弹爆炸的闷雷音，大地似乎也在震颤。母亲本能地把我的头拉到她的怀里，和弟弟一起保护了起来。过了好长一会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早走远了，这时才听到城头铛—铛—铛—铛的悠扬钟声，以每响一下停3秒钟的频率告诉人们，警报解除。听到钟声，我才抬头向天空望去，只见黄色的烟尘，笼罩城头。
屋摧梁折 血肉横飞
我家被炸
解除警报后，走进家门，一脸土色的父亲，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我家和四周都被炸了。
我家老宅一进三院。前院南房和中院北房，是背靠背修建的，南房４间、北房５间，不幸中弹，房屋被炸三分之二。包括中院北房3间半，前院南房2间半。还有十二叔朱成琮家的东房1间，东南角的共用厕所1间，共8间。老龙树的一枝十多厘米粗的虬枝，也被炸飞，直落前院的东南角。这天八伯母韩宗玉夫人在前院南房独自守家，还在锅中正烙一个白面大锅盔，爆炸前几秒钟，她本能地有些惊慌，便从南房跑出来，想通过前院通向中院的夹道，逃向东花园，刚跑到院中，炸弹爆炸，被炸飞的一截大椽，狠狠击向她的右大腿，立即昏倒多时，右腿失去感觉 ，后养伤三四个月，始能下地，终究不良于行。而最可惜的是，八祖父朱焕南公多才多艺，毕生心血——诗词文稿、篆刻作品、字画文物、医书方剂等，均灰飞烟灭，荡然无存。文物价值损失巨大，难以估算。
我家的第三进里院南面100米处，是一片碧绿的菜畦，有五六枚燃烧弹（当时叫烧夷弹）落地，烧掉了一些蓬蒿，未烧到民居。另有一枚炸弹落地后，“扑哧”一声，“泥牛入地无消息”，几天后由数名警察挖掘了出来，我很好奇地跑去一看，此物头尾较细，长约80厘米，中间粗约40厘米，三片尾翼，一行字样：“昭和十五年制造”（昭和为日本天皇裕仁的年号，昭和十五年为1941年）。这也是一个日寇的实物罪证。
我父亲朱成瑗先生是第一时间得知西邻汪家被炸的。父亲在响紧急警报时，跑到小院后面的西花园西墙北端的几株钻天杨树下，距西邻汪裁缝家一墙之隔，约20米。这时忽听得弦歌之声，从西邻传来，原来这天汪裁缝家正修建南房，招待木工师傅及帮忙亲友，因时值近午，打开“洋戏匣子”助兴，摆上酒饭招待木工、亲友呢。父亲心想：处变不惊，难得高邻有此雅兴……思绪未断，只见敌机俯冲下来，炸弹命中汪家，演唱声息，爆炸声起，梁摧柱折，一片哭号之声；与此同时，父亲本能地抱住杨树，绕树三匝，而西邻的断椽碎瓦，纷纷越墙飞到他的脚下，吓得他一身冷汗。事后方知汪家房屋炸毁，四死一伤，惨不忍睹。
2000年冬，笔者采访了汪裁缝家的后人汪源、郜玉梅夫妇，他们说：汪家住在西宁市南玉井巷30号。汪家一进两院，后院租给一位詹姓循化人居住。前院兄弟二人居住，哥哥即我父亲汪生金，弟弟即我二叔汪生祯，同胞兄弟二人都从名师学得裁缝手艺，人称“汪裁缝”，在西宁颇有名气。当时我的祖母健在，老兄弟2人，老妯娌2人，小辈姐妹们和我共5人，是10口之家。那年我8岁，在西宁大同街小学上二年级。1941年6月23日警报响后，奶奶、二叔要我父亲领我和二姐汪丽、两个妹妹出城躲避。我们出了西门，到陈显荣（时任民国青海省政府秘书长）家花园门外水沟边树荫下休息。陈家是父亲的老雇主，派人送来一壶茶水，时近中午，我们以母亲带的一个大锅盔充饥。日机来时，父亲和我还抬头数着飞机，后就听见爆炸声，令人惊慌不安。警报解除后，父亲领我们原路返回。不久就遇到一个熟人对父亲说，你们家被炸了。父亲听后登时大惊失色，把我们寄放在一位亲戚家，匆忙回家。那天我二叔汪生祯请来了罗、丁二位掌尺，罗师傅家住西宁市北大街中段东侧，原籍甘肃永靖县；丁师傅是西宁北门大河（湟水）北岸朝阳乡四台子村人。为我家前院修盖南房，还请来了二叔的名叫张珍的朋友和同二叔学艺的弟子李春林干活。时近中午，我二叔和罗、丁二位师傅及张珍先生在北房台子上午休。吃午饭时还上了一点酒菜，并打开洋戏匣子助兴。这时日机突然袭来，两枚炸弹直落院中，其中一枚炸弹爆炸，罗、丁、张三位血肉横飞，顿时惨死；我二叔汪生祯头部左颞骨中弹片入脑，血流如注，左颈部被一截炸劈的木椽残端刺入，倚墙瘫坐地上，口不能言。我父亲赶到家后不一会儿，可怜的二叔，就在我祖母的怀里断气了。我家北房全部炸毁，东西房严重破坏，东房顶棚坍塌后将我二婶贾银存和大姐压在下面，后被二叔徒弟李春林救出。轰炸时李在厨房烧水，祖母和母亲跑到后院南面一棵果树下躲避，幸免于难。又，我家的南邻是魏香坊家碾香料的作坊院（坊主名魏焕文。家中还有魏发基先生，是北洋大学水利工程系大学生，水利工程师，1948年曾在西宁中学高中部担任英语老师），也中了炸弹，一位哑巴是香料工，驱一头毛驴在碾子上碾香料，工人和驴子同时被炸死。据奶奶说，这位哑巴香料工在炸前曾爬在一棵树上向天空张望呢。1985年，父亲命四叔汪生珠、大姐和我，将二叔的遗骨从西山湾临时墓地，迁葬于西宁凤凰山祖坟。我看到二叔头骨的左颞骨上，一个三角形的弹孔，赫然在目，我们不禁怆然泪下。映着阳光，那块记录日寇暴行的弹片，还清晰可见，为避免对二叔遗骨造成第二次创伤，这块弹片，作为铁证，仍保留在二叔的头骨内。
2005年7月1日笔者辗转找到汪生祯的长女汪绣，1932年生；次女汪丽，1935年生。据她们回忆，那天汪丽、汪源等几个小孩，由汪生金领到西门外躲避，幸免于难。汪绣正在西宁女师附小二年级读书，那天放学很早，她回家后和母亲贾银存，在她家前院东房休息，闲看母亲做针线。汪绣说：震耳欲聋的大爆炸，把我家的主房北房彻底摧毁，直接和南玉井巷相通。东房的顶棚震塌，把我和母亲压在下面，等到李春林哥把我们救出后，才见到丁罗张三位师傅惨死院中。父亲头颈流血，瘫坐在西房墙根，只见两手摆动，好长一会儿方在奶奶的怀里含恨死去。我们母亲贾银存，时年32岁，被震聋双耳，大脑也被震伤，再加极度悲伤，得了重度抑郁症，常在黄昏时分，跑到大门外悲哭。终身残疾、受尽磨难的母亲贾银存于1975年7月22日去世。
西邻被炸
贾银存
吴宝珊一家四惨死一重伤
吴宝珊，西宁市人，1900年生人，曾接受过私塾和新式学校教育。年轻时从政，中年以后经商，在西宁城区新华街开一爿三间门面的绸缎瓷器铺，兼营日用百货。家住西宁观门街南段东侧，从南向北数是第三条东巷道的第三座南大门，一进两院，外院住人，里院存放价值数千元银洋的绸缎布匹等货物。妻子徐文芝，1908年生。他们生有两男两女：长男吴斗斗，1932年生，在观门街北段的威锐小学（今名观门街小学）三年级读书；次男吴鸿钧，1938年生；长女吴鸿英，1934年生；次女吴娟娟1941年元月生。1941年6月23日午时，日本军机的三枚炸弹同时投到吴家院中，其中一枚直落两院中间爆炸，顷刻之间两院房屋倒塌，血肉横飞，吴宝珊、徐文芝、吴斗斗、吴娟娟四人一刹那间惨死在屋中。4岁的吴鸿钧被炸伤头部、臀部，震聋左耳，昏死在面柜下面。那天唯一幸免于难的是7岁的吴鸿英，她上午从观门街家中送一位亲戚到西门外长磨沟一带，侥幸躲过了这一劫；等她回家后她弟弟也逐渐在昏死后苏醒过来，留下了耳聋的终身残疾。成了孤儿的吴鸿英姐弟被外婆徐老夫人救护到了湟中县西拉科乡下。以上情况先由吴斗斗的同龄同班同学耿英先生（1930年生，青海省农林厅退休干部）最早在2000年10月23日向笔者提供；再由吴鸿英、李桂香（吴宝珊的次儿媳、吴鸿钧的夫人，互助县城北小学的退休教师）两位女士在2004年8月30日向笔者书面和口头提供。
遇难者吴宝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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