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志书写模式的创新性成果

编者的话

近日,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青海民俗学会会长赵宗福主编的《青海民俗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物质生产民俗、物质文化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为主体框架,按照地方志的体例格式,对青海民俗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忠实记录与深度描述。作为一部特色志,《青海民俗志》不仅较为全面科学地展示了青海多民族丰富灿烂的民俗文化,而且运用民俗志的深描理论方法和标志性文化理论,揭示了青海民族民俗文化的特质与异彩。为此,本报“江河源”副刊特辟专版,刊发与此志有关的序言与评论文章,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走近和了解这部志书。

民俗志书写模式的创新性成果

□乌丙安

在中国近现代人文叙事语境中,有一句口头禅“有史以来”被习惯使用,其实,如果认真咬文嚼字审视一番就会发现,它仿佛欠缺点什么?是的,严格说应该是“有史志以来”就确切了;那是因为志与史是中国文化的两大渊薮,同源有别,殊途共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纵观中国历代官私史书无不以其丰富的志书类聚而显得厚重。史志文化难解难分!

这里就是一部厚重的志书——《青海民俗志》。在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地方志和特色文化志的话题。在修志建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历朝历代都曾经编修了一定的地方志书,其中不乏对地方民俗文化的记载著述;但是,其中专门的民俗志的数量还是很少。因此,处于21世纪我国新时代的当下,建立具有地方特色或民族族群特色的民俗志,就成为其中一种重要的内容和形式。民俗志,简单来说就是对民俗现象的记录,是现代民俗学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民俗志,是民俗理论研究的资料提供者,是民俗学者进行比较研究、梳理民俗现象发展史的重要支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20世纪初,但有关民俗志的萌芽早在先秦就已出现,民俗志作为记录民俗学,对于民俗理论研究的详实、可信的资料的提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民俗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醒觉复苏重建期,走向崛起活跃的繁荣期,与民俗资料的不断搜集、丰富有关。时至今日,虽然民俗学在国家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域民族民俗文化异彩缤纷。对于这些民俗事象的记录,不管从精细度还是宽广度,还远远不足。党和国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发展传承、现实价值等进行了深入阐发。对于家风家训的展示、乡贤文化的传扬、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节日的振兴等方兴未艾,各种活动层出不穷。这些正是民俗融入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契机。值此,《青海民俗志》的编纂顺势而生,顺时而行。

《青海民俗志》作为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特色志之一,体量宏大,细致展示青海民俗,突出了青海民俗的特色。青海历史文化悠久而灿烂,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地之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地之一。而且自古以来在青海大地上繁衍生息的汉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和蒙古族等6个世居民族,积淀了极为丰厚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是对青海高原严酷、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在青海高原这个历史舞台上,多种民族民俗文化交相辉映,多民族民俗文化历经历史风雨,经过各民族文化的接触、采借、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区域的独立性、信仰的和谐性、样式的包容性、产品的共享性、形态的古朴性、时代的适应性等特征的民俗文化。这些特征在志书中得到明显的展示。

《青海民俗志》的编纂,体现了作为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无论发展文化产业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无论建设文化名省还是建设新青海,都离不开民俗文化。该志的编纂出版,发挥民俗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必将对地方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给予有力的学术支撑,亦推助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

《青海民俗志》的编纂,是民俗志理论与地方志理论有机结合,完美提升志书编纂形式的新探索。《青海民俗志》立足特色志,是对青海地方民俗文化进行忠实记录和深度描述的新创志书,全书主体框架涵括所有地方民俗事象,对青海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完整、系统和立体的梳理与深度描述。该志的特点是把民俗志学科理论方法与现行的地方志体例有机结合起来,以民俗学话语体系为根本,以普通地方志形式为载体,以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为特色,以科学规范的精品著作为追求。从现有书稿看,达到了预期的编纂目的。无论是框架规模,还是科学规范,都堪称青海地方志著作和国内地方民俗志中的佳作。

《青海民俗志》的编纂,还体现出在编纂人员结构上专业、敬业的特点。该志由赵宗福教授以青海省民俗学会会长身份担任主编,统率30位几乎全部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参与编写,实属不易。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是确保高质量的民俗志编纂的专业基础。志书中处处体现这些长期从事青海民俗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的研究积淀,学术理念紧跟时代,田野资料鲜活可靠。在青海这样地处偏远的省份,能够召集如此壮大的学术队伍进行民俗志编纂的经验,值得向全国推广,也值得全国的同行学习借鉴。

《青海民俗志》的出版,不论在民俗志编写理论上的探索,还是民俗资料的汇集,都是对地方民俗志编写工作的重要贡献。它的发行,是在新时代民俗学焕发活力的体现。愿以此为契机,中国各类民俗志的编写更上一层楼。

(乌丙安: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此文是作者为《青海民俗志》一书所作的序)

全面系统科学记述 彰显民族优秀文化

□赵宗福

《青海民俗志》于2015年秋由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立项, 委托青海省民俗学会承担编撰。2016年3月初正式启动编撰。30位民俗学及相关专业训练的学者,历经五年通力合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志将近150万字,分为8编27章以及综述、附录等,以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为主体框架,按照地方志的体例格式,对青海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忠实记录与深度描述。

立项之初,我们就如何完成好这部民俗志,进行过思考研究。考量海内外已有民俗志的体例、质量和体量后,我认为“拒绝一般化”和领先地方民俗学,应该是编写中我们的质量追求,接着明确了具体的编撰思想。即坚持正确的文化引领方向,准确把握和再现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并在现行的地方志体例与民俗志学科理论方法有机结合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以现行地方志形式为志书载体,以民俗学话语体系为表述核心,灵活运用民俗志的深描理论方法和标志性文化理论,突出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特色,形成有学术品质、有青海特色、国内同类著作中质量上乘的民俗志书。在之后连续不断的文献爬梳、田野调查和研究、撰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这样的编撰思想。

地方民俗志的书写是中国民俗文化书写的传统之一。自从南北朝时期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以来,这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民俗志的书写更是数不胜数。青海地区也不例外,各种“风俗志”应时而出,朱世奎的《青海风俗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就整体而言,往往缺乏学理性,或缺乏深入科学的田野调查,缺乏民俗学理论的学术统领,或缺乏先进文化思想的观照,《青海民俗志》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真正实现既定的学术目标,是值得思考探索的。

首先在架构上,基本遵循普通地方志结构格式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民俗文化的特性进行架构和书写,不为形式而形式,而是形式服从于内容,使之成为真正有特色的“青海”《民俗志》。志书专门设置了“特色民族民俗”篇章,专节完整地描写了《格萨尔》、黄南六月会、土族纳顿、花儿与花儿会、青海湖祭海、赛马会、撒拉族“骆驼戏”、回族宴席曲、蒙古族那达慕、河湟社火、塔尔寺酥油花、昆仑神话等11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事象,从而保证了标志性文化书写的系统性。

其次在内容上,以团队田野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使志书内容丰满和鲜活起来,血肉相融,富有立体感。所谓田野作业,并非是简单的搜集资料途径,而是在把一种民俗文化放置在具体可感的时空中去考察的研究方法。在特有的时空中科学观察和记录,并从主客位两方面予以文化互读,进而准确把握文化的表征与本质,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深描”。也只有在具体时空中的“深描”,才会使书写生动而准确。本志所写民俗事象都是编撰者在多年来扎实、科学的田野作业和综合研究所得,并予以细腻和完整的描写,既避免蜻蜓点水式的简单罗列,又避免枯燥乏味的概念背景介绍,从而增强志书的科学性和立体性、时空感。

再次是志书独特的并列式书写中呈现学术性。民俗的并列式书写是为了归类分项,眉目清晰,但又容易把整体文化分割得支离破碎,这就需要统筹规划,并列书写中充分考虑一种具体文化事象的网络弥散性,尤其是核心民俗对其他民俗文化的统领性,彼此之间照应,使各篇章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观照。所以把并列式看作是一种更高程度上的混合式,是一种学者缜密思考的书写。

又次是编撰风格上力求统一的科学表述。民俗志书写需要有学术共同体的表达方式。根据学界的定义,所谓“学术共同体,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布朗《科学的自治》) 而作为民俗志的众多编撰者,要有相同或相近专业训练,有共同的学术话语,熟悉民俗文化学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循民俗志书写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并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这就是本志书在启动之前精心选择和组建编撰团队的根本原因。

最后是作为新时代的民俗志,需要以先进理念贯穿全志。青海高原民俗文化传承悠久,自然会有一些事象已不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主流文化的要求,如何既客观又科学地记述这些民俗现象,值得谨慎把握。同时,在今天编撰一部大部头的民俗志,应有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存史、资政、育人”。通过一部民俗志,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保存民俗文化,生动彰显弘扬高原民族优秀文化,凸显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服务于青海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设。

(赵宗福:著名民俗学家,青海民俗学会会长,《青海民俗志》主编)

书写青海民俗生活的皇皇巨著

□李建宗

《青海民俗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的出版不仅是青海省民俗学界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对中国民俗学界的重要贡献。全书共分4册,主体部分由8编组成,将近150多万字,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几个方面。其中涉及青海的物质民俗与精神民俗、生产民俗与生活民俗、汉族民俗和少数民族民俗、农耕民俗与游牧民俗、典籍民俗与活态民俗,等等。

民俗志是文化研究和文化书写的一种范式,是民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呈现类型。民俗志的意义在于通过叙述和描写,把部分民俗文化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真实地记录民众的社会生活,细致深入地展示文化原貌。在现代社会大量传统文化走向濒危和消亡的语境下,对民俗文化的记录和保护,也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现代化、都市化的过程中,青海部分民俗文化已经消亡或者濒临消亡,如果不做记录、搜集和整理,过一段时间后会从人们的意识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后人来说是一大缺憾。《青海民俗志》编纂团队长期关注青海民俗文化,意识到当下记录青海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本书体现了编撰者的学者情怀和社会担当,它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传承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将会赢得全国学术界的肯定。

赵宗福教授是在民俗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学者,在团队建设和学生培养过程中善于谋划布局,精心打造青海民俗研究团队。他带领的研究团队长期关注青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民俗文化,熟悉青海多元文化分布格局,掌握了青海民俗文化的基本特质。在《青海民俗志》的编纂过程中,团队内部进行了合理的分工,同时实现了很好的合作。每个团队成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现有的优势,高质量地完成了本课题的研究,团队成员的综合实力体现在研究成果《青海民俗志》当中。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汇聚了多民族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地带,也是一个民俗文化的富矿区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关于青海村落民俗志,青海世居民族的民族志以及青海特定地域的民俗志研究比较多。就整个青海省的研究来说,这些民俗志(民族志)研究成果未免具有一定的碎片化特色。《青海民俗志》把青海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其中的民俗志展示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事项进行书写,其中呈现的大部分民俗事象都是过去或者当下特定地域、特定民族中的核心文化元素,在特定时代的民众生活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海民俗志》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它融入了历史的成分,这在以往的民俗志作品中是很少见到的。本书的编纂团队以扎实的文献功底,对于历史上青海地区的民俗文化事项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并以历史民俗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在当下的大部分民俗志作品中是缺失的。《青海民俗志》中附了一些照片,其中一些是比较珍贵的老照片,实现了图文并茂。同时,在民俗志的书写过程中,也实现了古今贯通。

尽管青海的民俗文化已经被很多学者挖掘,包括地方学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大量民俗文化呈现在他们的研究作品之中。然而,还有很多潜藏在深处的文化事项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者的关注,《青海民俗志》中呈现了许多还没有引起同行注意但有重要意义的民俗文化事象。就这一点来说,本书中呈现的一些民俗事象是有意义的民俗研究资料,对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青海研究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青海民俗志》写作严谨规范,考证缜密,纠正了以往在广大民众中流传的一些讹误。

《青海民俗志》记录了在青海大地上多民族民众的生活,书写了青海民间社会的多元文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一个省份为展示对象的民俗志作品,它为民俗志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视角和实践范式。

(李建宗,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

艰辛成正果 严谨出精品

朝戈金

看到《青海民俗志》清样后,我愿意为该书增一谫陋序文,有如下原因:一则是出于对这部皇皇百万言大作的敬意,再则是出于对多民族的大美青海的感情,还有就是我对于志书的某种偏爱。

我曾多次前往青海参加学术文化活动,对这片美丽的土地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族民众,有一些接触和了解。概而言之,青海地处祖国西部,生态环境禀赋特别,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名副其实的“三江源头”“中华水塔”;文化传统悠久灿烂,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之一。自古以来,羌、汉、鲜卑、吐蕃、蒙古、回、撒拉等民族繁衍生息于此,特别是元明以来,汉、藏、土、回、撒拉、蒙古等六个世居民族杂居共处,多元共荣,形成了青海类型多样、多彩多姿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既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多元文化和谐发展的文化基础。迈入新时代,建设新青海,都离不开民俗文化的滋养涵育。

民俗文化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内属于传承历史最为悠久、享用人数最为广泛、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俗学在中国学界应时兴起,许多著名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民俗文化的研究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民俗学家的带领下,中国的民俗学蔚然兴盛,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而在新世纪的十多年里,中国的民俗学发展迅速,学术研究深入提升,而且为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世所公认的贡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民俗学俨然成为中国学林中的显学。

民俗志作为记录民俗文化的一种研究范式和书写模式,历史颇为久远,古代就出现了一些如《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记录各地民俗事象的著述。但是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志则是随着民俗学理论方法的逐渐成熟而出现的,一批民俗学者把民俗学的基本原理自觉地运用到各地民俗志的编纂之中,进行着民俗志撰写的实践探索。

《青海民俗志》就是在这样多方面的历史现实中应运而生的。我翻阅这部百余万字的民俗志,感到这不仅是一部对青海地方民俗文化做出忠实记录和深度描写的著作,而且是对民俗志书写模式做出独特视角的书写探索的创新性成果,具有鲜明的编纂特点。

本志在民俗志学科理论方法和现行的地方志体例有机结合方面做了探索。我所见到的一些国内民俗志,大致上有两种趋向。一种是侧重于民俗志理论的创新实践,与现行的地方志模式差距较大,所以较难融进地方志的编纂系列;另一种是机械地按照现行地方志体例撰写,由于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和地方志格式化的矛盾,使得这类民俗志又缺乏民俗文化个性。《青海民俗志》则不同,把民俗志理论方法与现行地方志体例进行科学嫁接,以现行地方志形式为志书载体,又以民俗学话语体系为表述核心,突出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特色,遵循学术规范,追求文化个性,打造民俗志精品。这样的学术追求本身就决定了书稿的科学品质和文化特色,从书稿看,事实上也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

这本民俗志全书凡8编27章,加上综述、附录等,将近一百五十万字,通过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等框架和板块,对青海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完整、系统和立体的梳理与深度描述。其中大部分资料还来自编写者们多年来分别进行的民俗田野工作,属于第一手的科学资料。这既保证了志书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也体现了作为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这是值得点赞的。

艰辛成正果,严谨出精品。正是通过科学的编写和艰辛的付出,确保了志书的质量。这部民俗志全面系统、科学规范地展示了青海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有力地弘扬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很好地丰富了民俗志的理论实践探索。志书不仅对青海地方文化建设有直接的助益,而且对中国民俗志的发展和学术事业的繁荣有很好的意义。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民俗学科的科学规范,还是民俗志的书写探索,这本书堪称地方志著作中特色鲜明的佳作,也是国内地方民俗志中的佼佼者。

(朝戈金: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此文是作者为《青海民俗志》一书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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