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民族与文化特征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茂盛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地的绝对肥力，而在它的差异性和他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和精神文化的基础，环境对于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河湟位于青藏高原东段，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交界，处在高山峻岭所环抱和河流冲蚀、淤积谷地，是青藏高原严峻生存条件下，最适宜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千百年来，曾经历过无数次生产方式的较量和洗礼，最终为以栽培为主的农耕文化因在生产力水平和产出效益较高而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天然的地理环境仍然为游牧生产方式的存续保留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与高原腹地始终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使得这个地区能够在农耕文化为主体的情形下，与高山游牧文化组成异质互补的结构，与草原游牧文化又构成同质相容的关系，促使不同的族群在长期艰苦的自然挑战中，把应对自然的生存压力作为共同的对手。黄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高山峻岭既是阻碍族群间交往的天然屏障，又是人们上下求索的生命依靠，这使得各个文化类型能够相对独立地存在，又能够在相对滞缓的状态下长期保持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在没有掠夺战争的情况下，无论是牧业还是农业都具有相对平稳发展的优势。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最适合人类进行渔猎和采集活动。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开始转向牧业生产，河湟地区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遗址都能反映这一变化。秦汉以后，随着内地人口的迁入，中原政权对这个地区采取的是亦兵亦屯的政策，于是农业又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产业，但是这个局面并不稳定。在吐谷浑和吐蕃控制的时期，牧业又一度兴盛，牧业经营活动的区域达到极致，牛羊的数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以农畜牧产品为主要交换对象的商业活动也异常繁盛，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也相当久远，但是农耕生产仍然保持相当的规模，并成为牧区青稞、小麦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牢固，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时期，农业生产也没有停止过。据史籍记载，当北宋军队攻入口角口厮口罗的都城青唐城时，城内积谷百万石。为了使战争的动荡能够尽快缓解，宋军占领河湟之后，守军将领就立即恢复粮食生产，招募劳力修筑沟坝，开渠引水，在湟洲引邈川灌溉田地千顷，人称“广利渠”，开辟新田联2.6万顷，并令以弓箭手为精锐的部队固守河道，保护粮食生产。到明清以后千余年时间里，河湟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的耕地面积一再扩大并巩固，为其他民族文化的进入提供了物质准备，也为这一地区的儒道文化的扎根、延续，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稳固的地理环境，以及相互支撑的共同生活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广阔的共同生活空间里，族群间的往来并不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停滞，相反却以十分紧密的需求和依靠而形成独特的包容性，彼此互动，彼此互补，这一地区除儒家这一外来文化，还有同样是外来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都能够彼此和睦相处。以西宁为例，南山之上，可以同时有道观、汉传佛寺、藏传佛寺、伊斯兰教寺院、彼此紧紧相邻，相互映衬，使得河湟地区的文化呈现出既保守凝固，又开放宽容的格局。

    山岭夹峙，河流导引的地理生态，不仅决定了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也改变了人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在能够维持基本温饱的粮食作物和肉食乳酪的基础上，人们始终渴望通过交往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机会和财富，河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交往具有显著的走廊性特征，制约了人的生存空间。然而，生产方式决定着生存方式，这是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体现。一方面，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存空间，必然会划定一定的生活区域，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族群边界。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各族群交际交往，人们又不得不通过对地理的人为选择方式，来确定自己的生存空间，模糊各自的边界，由此出现了很多边缘性、交叉性族群和认知方式及生活方式。于是，河湟各族群的最后分布方式表现为大杂居小群居，以“畜牧——贸易——农耕”的形式呈现，构成一个具有过渡特征明显的走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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