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融合的“纳顿”艺术
“纳顿”是河湟地区在经历了诸多世纪的民族衍变和文化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元文化内涵的复合型的民俗文化活动,也成为河湟戏曲艺术活动中社会生活容量大,民俗文化内涵丰富,戏曲艺术形态观念浓烈,规模宏大的庙会文化形式,其活动集中于河湟农业区东部黄河北岸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
土族的民族主体形成约在明代后期,主要分布于湟水及大通河流域,一小部分居住于黄河南岸的隆务河中游地区。今天的青海河湟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成为土族的三大聚居区域。从土族文化源头上看,北胡鲜卑族、蒙古族萨满文化、中原汉族文化以及藏族佛教文化是影响其文化构成的最主要因素。也因为民族结构中的文化来源差别,形成了土族三大聚居区域文化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习惯称之为“霍尔讷”,即藏土人)其文化不同程度受到安多藏族民俗文化的影响;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土族(习惯称之为“霍尔格”,即汉土人)在历史上受汉文化的渗透更为浓烈;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土族(习惯称为“霍尔色”,即黄霍尔)则更多地表现出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而这三大土族聚居区的民族文化又共同地保留了阿尔泰民族萨满文化的原始信仰,并由此形成鲜明的民族文化认同。
“纳顿会”土语为“娱乐和玩耍”,从语言程度上分析当为蒙古族“纳达慕”的音变。由于土族只有语言的历史传承,而没有文字的记录,关于“纳顿”的渊源多保留在口头文学中,其中有农民起义“跳舞惑敌说”和祭二郎神求“风调雨顺说”等。据《土族简史》记载,从两汉开始,民和三川地区便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而阻断甘青两界,蒙元时期曾大量驻军于此,并有后裔留居。明初据守三川要塞的土人和蒙古人归顺明王朝后封官授职,如土人首领李南哥及后裔受封建府于今民和,称东伯府,东李土司。民和三川成为土司长期盘踞和其部族繁衍生息的聚居区。综合民间故事和文史引证,“纳顿”源于元代中叶,完善于明代中后期是可信的。“纳顿”节从农历七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五日,前后持续六十三天,堪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民间狂欢节庆活动。在时间的选择上,一方面反映了黄河上游高寒农业区生产时节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中七月十五“中元节”、“鬼节”的影响。可以说其节庆的内涵本身就是移民状态下多元文化互相融合的产物。
“纳顿”会包括祭祀仪式舞“跳会手”、乡人傩戏“庄稼其”、“杀过将”,面具舞蹈“三将”、“五将”和巫仪“跳法拉”,从而构成二仪带四戏的基本程式。
“跳会手”是一祭祖的仪式性歌舞戏,是整个“纳顿”表演的序幕,在庄严的“嘛呢”颂经声中,约百余人参与的祭祀队伍在村中有威望的老人——“会手”的引导下,跪拜神像,祈福祖先,并恭敬请神,会手队伍多持各色彩旗和三角旗,以锣鼓为乐,以队伍的变化摇曳行进,气氛既古老庄严又世俗热烈,舞终于神帐前恭听送神的“搭头词”以祈一年中的风调雨顺。“跳会手”据说是为再现三川土族先民克敌获胜、凯旋归来、军民同庆的情景,同时又是祭祀神祖仪式的戏曲化表现。
“纳顿”中的舞蹈表演部分以《庄稼其》、《杀过将》为重头戏,前为开场,后为压轴,三川土人以其为根本,面具傩《庄稼其》是一出戏剧性很强的寓教于乐的独幕舞蹈表演剧。反映熟知农稼的农夫对一个不务正业的儿子的劝诫,以儿子的幡然醒悟和剧尾对“社神(农业之神)”的祭祀来宣示农本精神的胜利。《杀过将》则是一出源于人类早期动物图腾的拟兽面具舞蹈。表现戴牛头面具的“出王”在“萨满”的引导下,消灭群妖为民除害的征性情节。
“纳顿”会中的《三将》、《五将》则是一组世俗化的面具舞蹈,主要以颂扬关羽为主要内容,表现桃园结义和三英战吕布的情节,与土族的历史、民俗无太多关联,但舞蹈动作俊美,武打场面精彩,特别是面具的粗犷、雄健、威武而颇受乡人喜爱。
“纳顿会”的最后程式是巫仪“跳法拉”又谓之“神汉”。土人视“法拉”为二郎神弟子,表演中不用面具,“法拉”手执法器,身披法衣,两腮插钢刀或鼻、目、耳、舌、肩,乳插钢钎,又舞又跳继而进入狂迷状态,口吐白沫,目光呆滞,神灵附体并代神宣谕,众人呼号应和领受神谕。仪式结束时“法拉”向神献祭,感谢神灵护佑并舞以送神。一天中的“纳顿”会宣告结束,邻村人则开始准备第二天的“纳顿”会。(上)
- 相关链接
请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