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范长江之路·青海行
1935年，就在中国工农红军穿着草鞋，踏上坚实的西北土地时候，年仅26岁的范长江也开始了他一个人的长征。从此，他和青海的河湟谷地、祁连山脉、草原戈壁以笔结缘。
77年后，《西海都市报》的记者和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先生又沿着范长江的足迹上路了。这是一次重要的新闻实践，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当年的范长江，从崎岖小路走进青海；今天的青海，正自信从容走向世界！ (王湘江)
1935年：日本枪炮威逼华北
1935年，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觊觎。用日本历史学家信夫三郎的话来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华北开展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对中国内地的野心。”
◎喧哗与骚动
上世纪的30年代，整个世界是喧嚣而骚动的。法西斯独裁、帝国式的残暴殖民，经济大衰退，乌云滚滚，浊浪令人窒息。
也就是在这酷烈难当、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一种希望也深沉地隐伏着。
具体到中国，所有世界流行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饱含血泪的广阔大地找到实景。比之于世界，中国还多个内战。
到这年年初，蒋介石军队已经把心腹大患——中国工农红军逐出了南方各省。其麾下将领薛岳和胡宗南，正享受着边追击红军，边借机收服云贵川甘地方军阀的胜利。
放眼国际，经过年初军阀混战、华中地区水灾等接踵而至的厄运后，国民政府突然受到列强的青睐，美、英、日等国争相对华投资，俨然视中国为泱泱大国了。
可是，所谓参与世界经济，于1935年的中国不过是个泡影。
◎刀锋和耐心
最可怕的锋刃来自北方。九一八事变后，穷凶极恶的日本仍不满足。一年来，日本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折磨。用日本历史学家信夫三郎的话来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华北开展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对中国内地的野心。”
1935年五六月间，华北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日本军队耀武扬威，提出国民党的政府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等无理要求。
此时的蒋介石仍然不能正视国家和民族的危机，力图以对日方退让来换取局势的缓和。年初，他在日记中甚至抱有这样的幻想：倭寇态度似可缓和，或有交还东北主权之可能……
因此，面对磨刀霍霍的日本军队，中央军撤退了，国民党党部从京、津、冀搬离了，令国人羞耻和愤怒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出台了，华北地区，只剩下无依无靠的西北军残留种子二十九军，独自和日本关东军周旋。
日本人的报纸上正在大肆鼓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
华北上空，重现九一八事变前夜那种浓烈的战争气氛。平津一带虽称为中国领土，却到处可以看到荷枪实弹、凶焰万丈的日本军人和浪人，随处是从这里涌向全国的日本走私货和毒品。
中国优秀的电影人凝聚起来，于当年拍成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唱遍全国，唱到了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整个中国已经成为积怒欲发的火山，华北考验着中国人耐心的极限。
整个世界注视着中国。1935年6月，十分熟悉中国境况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写了一篇《中国未来的局势》的文章，其中有言：“他(蒋介石)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因此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
◎勇气和智慧
8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仍然在长征，在九死一生，危机重重的险境中，书写伟大的传奇。就是在这种首先要面对自身生存的境况中，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响亮地喊出了全中国人的心声：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10月，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自此，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向了中国西北。
12月9日，北平数千学生走向街头，示威游行，率先突破了南京政府压制反日舆论的大格局，使人们长期郁积在心头的愤怒一下子发泄出来，让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猛然清醒起来。
大批原来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再也不能无视时局。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胡适与日本政治评论家室伏高信之间有过许多回合的通信辩论，理智胜于情感的两个文化人在危急时刻拼命寻找灾难的源头，胡适发表了《敬告日本国民》一文，警告日本人：“他们的行动不仅毁灭中国，也会毁灭日本。”
11月3日，《大公报》呼吁：“我们希望自此以后，政府要有一个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政府各方面负责的人，在这一个月里，要决定和与战的问题。要和就不要怕骂，就要忍痛；要战就不要怕死，准备牺牲。”
1935年，渐渐失去华北政权的中国，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不符合残酷的现实。日本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眼中如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将焕发出万众一心，死里求生的勇气，将找回共同御敌的智慧。
1936年就要来了，历史将验证这一点。 (作者:李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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