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色》后记
《野色》这部小说原来的名字多两个字，叫《野色失痕》。之所以换名字是因为，《野色》已经是另外一部作品了。
去年的6月份，我在西宁市下午的街道上行走，后来找到一个咖啡馆，和中信大方的蔡欣女士通了电话，谈了《野色失痕》的修改。我跟她说，之前的计划有变动。本来，我没有想过要把《野色失痕》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只是想再看一遍，细微的调整和修改。但是当我重读，我的信心产生了动摇，促使我下了决心，放下正在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转而把精力投入到《野色失痕》上，把它重写一遍。于是我跟蔡欣女士说，从今天开始，我要对这部小说进行大刀阔斧地删改和加工了。我拿出八个月的时间，要把20万字删到一半儿多，或者更多，然后再重写。
差不多九年前，我在写这部我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驻扎在青海湖北岸的尕海岸边，我住在一个已经被晒成了青灰色的活动式帐篷里面，每天听着火车一辆辆地从后面掠过，永不停息。在这轰隆隆的滚动声和被风吹动的哗啦啦的浪花声中，我一边牧羊，一边写小说。写得很费劲，痛苦地掐断着时不时奔涌出来的各种灵机一动的奇思妙想，不如此，我怕这部小说永远也不会有写完的一天。我后来的一些文字记录中，我这样写道，“这部小说有那么多区域缺陷，几乎不能示人，我震惊的是，我写作的过程中却毫无察觉，并且多次为某些段落而洋洋得意……”
那年，羊群数量骤然增多，我自己的牧场不够用，在外面租了好几个草场给羊群吃。这部小说的手稿也伴随着我，在各种大小不一、质量不一的草场之间来回地转移，到十月底，天气寒冷无比，每天早晨我都要先生起火来，把冻得硬邦邦的靴子烤软和再穿上。尽管那只是短暂的半个月时间，但依然让我毫不费力地再次往回推，回想到更早以前，当我开始刚刚放牧时候忍冻挨饿的经历。时光真是一个好东西，它百依百顺地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安排的原原本本，并且象征性地点拨几下，于是，这部作品走走停停，又回到了我手上。开始它第二次的突破变化和生命形状，而这也是我需要，迫切想要做到的。我想要看看，一部作品的两种面貌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密谋式地产生纠结、扭曲之后，再密切地成为互证的一个整体。
改名为《野色》的这部作品开始了重写，在一句一句地推进着。我能感受到我每推进一句，其后面还没有改动的那些部分，就会产生剧烈的震荡，如同在那个世界发生了一次地震。完整的故事开始出现了一条条裂缝，这些裂缝吸进来更多的空气和其他东西，这个故事的走向更加复杂而微妙。
《野色》修改到第十章的时候，夏季营地的放牧结束了，我回去，给弟弟帮忙，帮他们转场。借此再次让小说中的地方和现实中的地点进行一种融合，因为小说的发生地就是在高山里的夏季营地。在这之后，修改陷入了停顿，各种各样的事情让写作变得不那么顺利起来。尤其是我有了其他心思，我构思了新的短篇小说，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急于喷涌的状态写出来，我这样做了。而且，这种状态是接二连三的，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某一天晚上，突然在毫无来由的触动下，就那么拉过一个笔记簿，开始写另一个短篇小说《北戴河鲸鱼》的开头部分。这两个小说的写作占据了我两个多月时间。再往后，我又开始写一个长篇小说《我的布拉格》的开头部分。我意识到这样下去，《野色》可能永远写不完，所以就给蔡欣女士打电话，让她给我找一个安静的、可以专心致志地写这部小说的地方。这其实也是给我自己定的规矩，我到了那个地方，要写的重点，全部的任务只能是这个作品。
蔡欣女士很快就给我找了一个好地方，是北京金山岭阿那亚。
我收拾行李，飞到北京，从北京坐车抵达了金山岭阿那亚。这已经是2024年1月份的事情了。我在这个环境幽静、居住舒适而饮食又丰富的地方找到了状态，最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警告起到了作用，几乎是从来到的当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我离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野色》整日整夜占据着我的神思。我写得很顺利，每天完成额定的工作，我就去散步，在附近的山林中徒步，也去到野长城上参观，去咖啡馆看书，去酒吧喝一杯，让自己最大可能得到放松和休息，以便迎接第二天同样高强度的工作。在阿那亚的小别墅中，我和淄博作家魏思孝住在一起。他也是来闭关创作的。但我们的写作习惯很不一样，我属于清晨型，他属于夜晚型。每当我要睡觉的时候，他才刚刚要开始工作，工作到半夜两三点，而每当清晨七点，我要开始工作，他却还在睡梦中。我们会在中午会合，交流写作的进度和困扰，然后一起去吃饭。
我写得越来越踏实了。我好像在很努力地把生活中的一些浮沉和喧杂都摈弃在外，短短个把月时间，我在无穷的时间里面做着同一件事情，希望一切的努力都不是白费，希望这本书的命运能够坚韧，展现出它的生命力，并且不受那么多不必要的干扰，走自己的路。
感谢大方。感谢给予这部小说的创作帮助的朋友们。
编辑：刘海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