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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唐荣尧撰写的《青海之书》，可以看出他在书中的四个面孔：一个是行者，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它们相互融合、交织，形成现在这个具有跨文体书写特征的文本。

这里面最硬核的一面，还是唐荣尧的行者气质。这不单体现在他身背旅行包的视觉形象上，也不单在于那些他行走西北大地时的一帧帧留影，从根本上讲，这个行者的形象，包含着意大利人在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中的精彩总结，“一个称职的行者，应该具备五种动物的品性：猪的嘴、鹿的腿、鹰的眼睛、毛驴的耳朵、骆驼的背，外加鼓囊囊的钱袋子”。扩展一下，这句谚语，强调了今天的一个行者或者田野调查者、记者必须具有以下五种能力：一是入乡随俗的超强肠胃适应能力；二是善于在野外长距离行走的能力；三是敏锐而广阔的洞察力；四是善于在一路上倾听和捕捉各类地方知识、奇闻轶事的能力；五是背负行囊的负重能力。其中的第二项和第五项，因为现代代步工具的便利，而大大减轻了负担，其他几项，仍然是考验一个优秀行者的重要标准，也是行者的内功。

唐荣尧难能可贵的地方，是他把行走作为书写的内驱力。在此基础上，他将自己常年从阅读中获得的历史地理知识，与自己的亲历，完美地焊接在一起，其焊接技艺之高明，几乎达到了木心金句里所说的“焊疤尤美”的程度。这项技术的厉害之处，就是他把文献记载（静态的、历史的）和行走的经验（动态的、当下的），通过文学最为强大的想象力，让文献记载的枯燥叙事，获得了视觉化的情景再现。历史原本呆板、静态的状态，骤然间被他的持之有据的神奇之笔激活了，历史的场景、细节甚至气息，在他张弛有度的把控中，不但栩栩如生，而且，整个文本就在这般如诗如画的文字加持下，获得了人文气息最大面积的覆盖和渗透。这是唐荣尧的笔法，也是他书写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没有把历史当成是一具木乃伊，而是一个个有待发现和唤醒的对话者。

《青海之书》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对我们域内文献、域内视野的熟稔，尤其是对大西北历史、神话、传说的熟悉，他还在这本书中，非常醒目地引入了同等分量的域外视野，也就是将近现代以来西方探险家对西域的探险游记和相关的地理考察，作为一种切近的、他者眼光的文献，编织到他这部庞大的青海史地的书写中。

从某种程度上，唐荣尧的这部大书，已经伸向了杨志军早先所命名的“大地的密宗”，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已被广泛言说的内容，但有更多的内容，属于大多数读者不了解或不熟知的知识盲区，它们作为“缄默的历史”，静默地遮蔽在遥远的过去。唐荣尧最荣耀的地方，就是以一个发现者的身份，将“缄默的历史”请到了前台，让它们活转出曾经在历史场景中的闪转腾挪，曾经的声嗓，让它们在今人的叙述里，频频刷出它们本该具有的存在感。

说这本书是关于青海精编版的大地之书，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在理念上，唐荣尧与美国作家罗伯特·潘·沃伦说过的“历史总是靠地理来解释的”，高度冥契。而地理板块，既可以缩小到一个小区域，也可以延伸到大区域。唐荣尧秘而不宣的写作野心，恐怕是写出一部大西北之书，在这个隐性的参照系里，我们才可以见出最确实的青海面孔。

编辑：刘海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