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银壶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银壶。配图由青海省博物馆提供
此件东汉银壶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晋墓地，高16.2厘米，口径7.0厘米，原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银壶为直口，长颈，鼓腹，平底，腹侧置单耳。器身系由整块银片切割、捶揲而成，口沿装饰一周宽约0.8厘米的波浪纹，波浪自右向左奔涌，以戳点纹为地；腹中部装饰有宽约3厘米的卷草纹，卷草纹为齿状叶片及其细长的茎蔓环绕一多瓣花朵，自右向左以二方连续的形式环绕一周，共有六朵不同形式的花叶，每朵展开数片花瓣，花瓣有叶状、石榴状、卷曲状等，各不相同，各花瓣之间伸出一条或两条细长的花蕊，每条顶部托三个圆点象征花蕊，在齿状叶片以及个别花瓣上也缀以圆点；腹底部饰一周宽约0.8厘米雉堞纹，每座雉堞共有五阶，也以戳点纹为地。腹侧环形单耳呈鋬指状，通过葵形钮坐与器身相连。环形耳破坏了已经打制完好的鎏金卷草纹带，据此推测银壶的环形耳很有可能是在器物陈旧之后为了使用的方便而添制的。
波浪纹和卷草纹均属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雉堞纹则是伊朗阿黑门尼德王朝（古波斯帝国）时流行的装饰纹样。在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27年—公元224年）时期，这三种纹饰被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平行排列的鎏金装饰纹带，并频繁出现在银制器皿的表面，大通银壶即是这种工艺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公元前2世纪，装饰上述三种纹样的鎏金银器首先出现于帕提亚帝国，继而传至黑海北岸地区的南俄罗斯草原，从而踏上了由北亚游牧民族主宰的草原之路。这一时期，北亚草原的主人是萨尔马特人（西段）和匈奴人（东段）。萨尔马特人的一支此时正经营着古印度与西亚地区的商业贸易，他们也成为帕提亚式银器东行的传播者。接过萨尔马特人接力棒的很有可能是乌孙人，乌孙是游牧于今新疆及以西地区的古老民族，在西汉时期建立了乌孙国。乌孙国与匈奴关系密切，也与西汉政权通婚，曾一度控制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路线。经乌孙人之手，帕提亚式银器继续东传，最晚在公元1世纪出现在蒙古草原匈奴王庭，并流入定居在中国边境地区的匈奴贵族手中。
这件大通银壶最后的主人应属于匈奴别部卢水胡。卢水胡是匈奴帝国控制下的游牧部族，因居于张掖以南源出祁连山的卢水一带而得名，与河湟地区的羌人来往密切，后有一部分迁入了湟水谷地，并随着其他湟中诸胡逐渐融入到汉文化圈当中。在一个偶然的历史际遇中，卢水胡部首领得到了这件银壶。当银壶在东汉晚期随葬于上孙家寨墓地的时候，这一匈奴别部在文化上已经很难与中原汉人区分开，这件希腊化帕提亚装饰风格的银壶，成为他们曾经游牧生涯的一个印记。
编辑：刘海钧；